来稿|马斯克“香港消失论”背后——首富看不见的港人生育帐本
来稿作者:张竣亮
全球首富马斯克(Elon Musk)日前在社交平台X上直言,以香港目前的生育率,香港人“很快就会消失”(will be gone soon)。这番言论不出所料地引发本地舆论一阵叹息。叹息之余,亦有议员和学者出来反驳,指内地新来港人士与各类输入人才会为香港注入“新血”。
真是关心香港人的未来?
但了解马斯克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他第一次讲类似的话了。他近年仿佛化身全球“人口警世钟”,在社交平台上频频对东亚地区发出人口崩溃警告——过去他曾预言日本“最终将不复存在”,又多次点名南韩、新加坡等地面临严重的人口萎缩危机。
其实,他这次回复的那则帖文,本身与生育毫无关系:原作者、前投资银行家 John LeFevre只是在调侃自己用AI用得太多,又忆述昔日在香港共事的同事如何聪明、有干劲,马斯克却硬把话题扭到人口崩溃上。
科学家们对人口科学早有研究,只是马斯克喜欢把趋势和预测当作“事实”,不负责任地编排出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末日预言而已。把马斯克对日、韩、新、港的连番警告放在一起看,不难发现这不过是他那套“人类文明危在旦夕”的标准模板。其目的,真的是关心香港人的未来,还是说另有所图?
马斯克的“文明宏大叙事”
马斯克向来热衷于建构宏大叙事——从移民火星、AI文明到延续人类火种。在他眼中,人口数字是维持文明运作与科技扩张的“燃料”。他尤其喜欢用“物种延续”这个词,来包装对人口数量的焦虑。然而,在这种资产阶级精英的视角下,所谓“物种延续”,本质上仍是将人类简化为宏观曲线上的数字,却刻意忽略了“生产”这些劳动力背后的微观代价。他们总是以抽象的文明大义做论述,而漠视现实生活里每个鲜活个体的挣扎。
马斯克自己育有十多名子女,对他而言,多养一个孩子只是资产负债表上微不足道的零头;但对生活在狮子山下的普通港人而言,面对的却是具体而残酷的生存帐本。
为什么要强调这点?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育早已不是农业社会“多双筷子”的浪漫,而变成了一场代价高昂的阶级防御战。当社会流动放缓,教育与住屋资源高度集中,中产与基层父母清晰地意识到:如果无法为下一代提供足够的资本——从幼稚园面试班、直资私校,到未来的置业首付——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很大程度上只是让他重复自己“为口奔驰、供楼到老”的宿命。因此,许多人选择不育,不是出于冷漠,而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止损”,是无产者与中产面对阶级固化时最无声的抗议。
香港的阶级固化,固然有本地成因;但放眼全球,同样的事情无不在各处上演。马斯克这类超级富豪正是财富高度集中的资本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最有能力改变它、却最不愿改变它的人。巧妙的是,他们往往把劳动力不足、消费市场萎缩等切身影响其利益的事情,转化为关乎整个人类未来的大讨论,自视为指出人类文明出路的先知。
“家庭想像”与“母职惩罚”
更值得玩味的,是马斯克近年高调拥抱美国共和党与保守派阵营,而当代美国右翼意识形态的其中一个核心,正是对传统核心家庭的浪漫化想像——鼓励女性回归家庭、扮演相夫教子的“传统妻子”,甚至将低生育率归咎于现代女性过于追求事业与独立。这套说辞看似温情脉脉,实则是在为资本主义寻找免费的“再生产劳动”:让女性无偿承担育儿与照料责任,以维持社会人口的供应。
把这套保守剧本放进香港,只会撞上血淋淋的“母职惩罚”。香港女性的教育程度在亚洲名列前茅,不少更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支柱,但在家庭分工上,传统的性别角色却未同步退场。即使许多中产家庭聘有外佣,但从怀孕期的职场隐性歧视,到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学业跟进、情绪劳动,重担依然高度倾斜在女性身上。在“既要赚钱养家、又要做完美妈妈”的双重规训下,生育对现代女性而言意味着高昂的职涯与自我代价;当女性拥有经济独立的能力,自然会用行动投下反对票,拒绝进入这场不对等的契约。
少子化未必是城市的终点
更深一层看:生育率低,真的等同于“香港消失”吗?香港本身就是一座移民城市——今天许多香港人的父母或祖父母,正是当年南来的一代。人口有进有出,城市便有新血,“消失”之说,根本无从谈起。
可是仍然有一个难堪的问题:如果一座城市只能靠输入人口来填补缺口,那么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为何宁愿不生?答案关乎的,是这座城市能否让人安居。
“人口减少必然导致经济崩溃”的说法,是工业时代对“人海战术”与“人口红利”的执念。过去香港在人口持续膨胀的压力下,换来的是越㓥越细的“纳米楼”、水泄不通的交通,以及长期处于临界点的公共医疗——人多了,生活却没有因此变好。
当然,人口老化是实实在在的挑战。但问题的核心难道不是“人够不够多”,而是“重担由谁来担”吗?适度的人口收缩固然会带来阵痛,却是一个契机——它迫使香港告别靠“人口红利”与“地产基建”拉动增长的旧模式,转而思考如何提升人均生活空间,建立一个规模更精简、但生活质素更高的城市。
技术进步带来的富足属于谁?
引发这场风波的原帖,谈的正是AI——那名前银行家戏称自己患上“Grok机械人症候群”,与AI相处久了,对真人反而失去耐性。而Grok,正是马斯克旗下公司开发的聊天机械人。
马斯克一方面预言,AI与机械人将取代大部分人类劳动,使工作逐渐变得“可有可无”,人类将迎来全民高收入、生活更加富足的未来;另一方面,他却不断呼吁人类多生孩子,否则文明终将走向灭亡。这两种主张的矛盾揭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机器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者,人类为何仍然需要不断繁衍?
答案或许是,“马斯克们”需要的从来不只是劳动力,而是源源不绝的消费者、数据与市场,以及支撑这一切的社会秩序——一个不会认真追问财富如何分配的社会。
当AI全面改写生产方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将不再是土地或工厂,而是演算法、算力与数据,而这些正迅速集中在科技寡头手中。他描绘的“全民高收入”未来,说到底仍是富豪的恩赐,而非制度的保障。如果分配的规则不变,AI带来的富足只会流进少数人的钱包;普通人面对的,将会是比今天更彻底的无力。
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催生口号,也不是一次性的婴儿奖金,而是分配正义:让住屋回归居住而非炒卖,让育儿与护老由社会共同承担而非压在女性肩上,让科技与自动化带来的生产力红利,透过税制与公共服务回馈到每一个人身上。
马斯克担心人类文明后继无人,这是他作为资本巨头的宏大叙事,他乐于玩这种游戏;但对香港人而言,比起为了一个抽象的“文明指标”而焦虑,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如何让已经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活得更有尊严、更有盼望。当这座城市不再把人仅仅视为经济增长与资本增值的“燃料”,或许到那时,新生命才会自然而然地愿意到来。
作者张竣亮是文学爱好者,关心本港青少年精神健康与教育政策的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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