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瀚|如何让年轻人敢想更敢做?

撰文: 叶文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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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瀚博士专栏

香港近年谈创科、谈创业,几乎成为一种共识。但在人工智能愈来愈普及的今天,资讯与工具从来不是问题。三国时代的官渡之战,袁绍兵多将广,身边谋士如云,资源远胜曹操;曹操却在关键时刻作出清晰而果断的判断,最终逆转胜出。今天的创业环境亦有几分相似,工具再多,数据再多,未必代表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真正决定成败的,仍然是判断力。而创业,本质上正是一个不断探索与判断的过程。

创业是风险还是机会?

我最近与圣方济各大学创业培育中心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正好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入点。结果表面上相当正面,八成受访的大学生表示有兴趣创业,反映年轻一代对创新的接受程度与意欲并不低。

但当问题由“想不想”转向“会不会”,情况便出现落差。只有48%的学生表示会考虑投身初创企业工作,仅35%认为初创职业具有社会认同,而高达95%的受访者指出,家庭期望是最大的阻力。同时,约85%的学生认为职业初期的失败代价过高。

换句话说,创业在概念上是机会,在现实中却被视为风险。

已建立健全创意支援体系

这种落差并不代表年轻人缺乏动力,而是反映他们在现有环境下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在一个普遍重视稳定与可预期回报的社会,选择一条不确定的路径,本身就需要额外的心理成本。

过去几年,香港在创业支援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基础。资助计划、孵化平台、导师网络,以及与大湾区的连结,都为年轻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大学亦积极推动创业教育,让学生接触商业模式设计、市场分析与创新思维。

考验不确定性中决策魄力

这些努力无疑重要,但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创业并不只是资源配置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在不确定中作出决定。

这亦带出大学在整个创业生态中的一个核心角色。大学的功能,不只是提供知识,也不只是替学生规划方向,更不是单纯增加资源。真正的价值,在于提供一个“可承受风险”的环境。

可以将大学视为一个sandbox。在真实商业世界,错误的代价往往很高,一次决策失误,可能涉及资金损失、声誉风险,甚至影响长远发展。但在校园环境中,学生可以测试商业模式,建立prototype,与真实客户接触,同时在导师指导、制度支援与时间缓冲下,不断修正与调整。

提供让学生“输得起”的沙盒

这种“受控风险”的空间,是商业社会难以提供的。

因此,创业培育的重点,不在于替学生创业,而在于让他们在承受得起的情况下尝试与犯错。第一,容许他们在受控风险下失败。第二,将校园转化为接近市场的场景,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真正面对客户、成本与现实约束。

这样的过程,最终培养的不是一个创业项目,而是一种能力,一种在不确定中作出判断的能力。

八成学生难触及创业支援

研究的另一个发现亦值得关注。尽管政府已推出多项创业支援措施,超过八成学生认为相关计划的接触并不便利,而93%表示这些支援对其创业决定影响不大。这并不意味政策不足,而是显示在推广、设计与对接方面,仍有优化空间。

同样地,大湾区被视为重要机遇,但对不少学生而言,仍然较为抽象。市场规模与发展潜力毋庸置疑,但如果缺乏清晰路径,例如如何进入市场、如何获得融资、如何处理法规,这些机遇便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

因此,未来的关键,或许不在于再增加多少资源,而在于如何让现有资源更易理解、更易接触,以及更贴近年轻人的决策时刻。

如何让年轻人敢想更敢做?

例如,大学可以进一步强化实践学习,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累积经验。有关创业的经验分享亦可以更贴近现实,不只强调成功案例,也呈现过程中的反复尝试。支援平台则可持续优化,让资讯更清晰、流程更简单。至于大湾区发展,则需要更多具体指引,协助年轻人踏出第一步。

当然,并非每一位学生都需要成为创业者,社会亦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但当八成学生表示有兴趣创业,这本身已经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潜力。香港在创科与创业方面的基础,已经逐步建立。下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年轻人不只是“想”,而是敢于“做”。

在人工智能与资讯充裕的年代,胜负未必取决于谁拥有更多工具,而在于谁能在关键时刻作出判断。而这种能力,正是创业教育最应该培养的核心。

作者叶文瀚博士是亚洲行销科技协会主席,圣方济各大学创业培育中心副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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