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束不久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进一步突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科技强国的重要性。习近平在关于“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表示：“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这说明在今后5至10年中，下大力气发展高科技将继续是中国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这背后既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追求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又是中国应对美国科技“卡脖子”的必然选择。自第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发展水平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或地区竞争的关键因素。中国在晚清的积贫积弱与在今天的全球影响力，其中有一个关键因素正是不同的科技发展水平。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遍地山寨商品的国家，但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和过去一些年的大量投入，今天中国已经跃上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被英国《经济学人》称为科学超级大国。

但与此同时，今天中国依旧面临“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的困境，科技创新仍然面临官僚主义、腐败、形式主义、封闭小圈子的侵蚀。在中美博弈呈现常态化、长期化趋势的背景下，面对美国对华科技围堵，中国能不能趁势进行改革，大幅提升社会的开放、创新、公平、法治程度，直接影响中美竞争的最终结果。

最近凤凰新闻“凤凰大参考”栏目刊文《不是芯片，也不是AI：中美科技竞争比的是什么？》，从产出能力、应用转化能力、服务能力和消费能力的组合竞争来分析中美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根据该文分析，在产出能力方面，中国研发人员数量已经超过美国，研发经费预计未来5至10年有希望超过美国，科研成果产出规模基本超越美国，但中国基础研究和尖端技术还是大幅落后于美国，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限制中国科研投入的增速。在产业应用转化能力方面，因为公立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超低转化率拖累，中国的专利转化率明显低于美国，但中国的产业组织能力和技术扩散能力已经逐渐超越美国。

在服务保障能力方面，该文认为中美两国政府的科研支出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但中国科研体系的行政化、腐败大大拉低中国科研支出的有效利用率；除此之外，中国的金融支持和营商环境、法治指数，都与美国存在明显差距。在消费能力方面，中国拥有全球消费者数量最多的单一大市场，但中国国民消费规模、人均消费能力与美国存在不小的差距，从而限制了中国企业进行高附加值顶尖级产品的研发。

该文总结道：“中国的创新竞争力与美国越来越接近，大致已经相当于美国70%左右的水平，但是赶超速度在衰退，能不能达到历史性超越美国的拐点，皆有50%的可能。中美谁能笑到最后，虽然政府干预能力对短期和局部影响很大，但是根本上取决于谁能遵循法治、开放、包容的秩序，让创新生态的潜力得到最持久的发挥，这是整个社会和国际人才、资本资源信心所在，已经为近十年的实践所证明。”

应该说，该文的分析比较公允，既未像一些人那样对中国盲目自信、自以为是，又未像一些人那样对中国过度悲观，忽略中国的变化和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和进步可以说是有目共睹，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相比于40年前已经缩小非常多，今后中国能不能在不可避免的国际竞争中超过美国，既关乎能否和平完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关乎中国现代化事业和中国人民的福祉。

相比于美国，中国的长处和短板都非常明显。中国除了应该保持和扩大现有优势之外，还应下大力气补短板，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大力解决大学、科研单位的科研超低转化率、腐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封闭小圈子问题，增加金融支持，优化营商环境，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内需。

中美竞争是个长期过程，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后面越考验两国能否通过发展和治理来解决各自问题的能力。中国早已不是昔日的苏联，但中国应该牢记苏联的教训，要持续塑造开放、创新、包容、人尽其才的环境，打通科技与民生的堵点，只有持续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提升国家治理的法治、民主、开放、公平的程度，才能在竞争中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