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在台北被奉为金科玉律，仿佛这是一条已经被写进日本国家战略的公式。然而，冷静检视日本右翼过去十多年在对台与涉华问题上的言论、政策与动作后，可以得出一个更接近现实的结论：台海情势升高的推手之一，恰恰是日本右翼本身。

日本右翼把中国视为结构性威胁，并用台湾作为政治杠杆，渠等作为已不在话下，这套意识型态主导的安全叙事，不但使东京在语言上不断推高台海紧张，也让台湾被动承担风险。用一句更贴近真相的说法来概括：过去台湾被灌输的不是“台日命运共同体”，而是“日本搞事，台湾有事”。

综观安倍晋三、岸信夫、麻生太郎、高市早苗等日本政治人物的发言看似各自独立，但本质上都在同一条意识路径上行进，即把台海视为日本战略的展示舞台，把台湾当作操作对华关系的工具，把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政治化、象征化，而非安全实质化。这套叙事既不会终止，也不会转为义务性承诺，只需要把台湾放进日本右翼的战略框架，也无论台湾愿不愿意，都被纳入日本与中国的权力游戏里。

若以时间序重新整理日本右翼政客的历来主张与发言，相关问题就能看得更清楚。从菅义伟在2021年把“台海和平稳定”写入美日领袖联合声明开始，到该年 12 月，安倍晋三透过视讯对台演讲，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自此“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8个字就仿佛成为了日本右翼与台湾独派之间“确认自己人的必要朗读”，在台北被视为“历史性保证”，在日本国内则成为右翼推动防卫政策扩张的最佳宣传工具。它在象征上把台海绑到美日同盟，却在法律上保留全部模糊。它敲响的警钟不是给东京，而是给台北——台湾被推上了日本内部政治的操作舞台。（延伸阅读：高市抛“台湾有事”震荡中日：台湾当心“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同年，时任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接受媒体访问时，明言“台湾的和平与稳定与日本直接相连”。在日本内阁层级，这是第一次把台海视为“直接相关”的安全课题。简言之，右翼的安全叙事完成了一次从“周边状况”到“直接连动”的跨越。尽管岸信夫这句话并未伴随具体政策，但已让日本国内对台海议题的认知出现质变：台海紧张不再只是外部事件，而是可以拿来强化日本自身防卫论述的议题。

2023 年8月，麻生太郎接力在台北演讲时谈到“必须展现保卫台湾的觉悟”，实际上是他在告诉日本国民，为了日本的安全，日本应扩大吓阻能力、提高防卫费、推动宪政改革。麻生的话语句句指向台湾，但目标仍是日本内部的政治变革，这正正体现日本右翼的标准逻辑：借台海强化自身政治立场，而不是为了台海而承担义务。

于此之外，岸田文雄任内发表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亦直接把中国定义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份文件把中国定位为日本的长期风险，把台海视为该风险的一个具体焦点，却又同时强调要维持与中国的经济互赖与往来。这份文件呈现出一个显著矛盾，即日本右翼政客的安全叙事与国家经济现实互相冲突，前者拉高紧张，后者需要稳定，更准确来说，这种矛盾也不是什么暂时性的现象，而是日本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结构性特征。

直至现在，高市早苗上台，并以首相之姿在国会上谈论台海若发生军事情景，可能构成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把右翼语言进一步推升到制度边缘。这个表述在法律上可能意味著集体自卫权的启动，但在政治上，高市依然没有任何具体承诺，只是更大力度地把台海纳入日本政治场域。高市早苗的发言毫无意外地造成中日外交风暴，台湾也再次被推向前线，承受风险与反弹。（延伸阅读：高市早苗鼓吹武力介入台海　人民日报：绝不容忍越线挑衅）

综观上述事件从来都不是孤立，其共同反映日本右翼份子的一套固定意识框架：中国是威胁，台湾是杠杆，日本需要用语言增加牵动力，用象征制造安全外观。

然而，这套框架的核心问题在于，它在动机上从来就不是为台湾设计的，结果自然也就不是为保障台湾而存在，而是为了维护日本自己的战略地位。因此，梳理日本右翼涉台语言的方向，从来不是如何帮助台湾安全，而是如何让日本在对华、对美、对外安全中取得更大回旋。

这就意味著，台湾过去所依赖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叙事，本身就是日本右翼的政治产品，而非一个可靠的政策基础，真正能更精准描述现况的，当为“日本搞事，台湾有事”。

如见日本右翼政客在涉台议题上的每一次语言升高，都会在台海引起额外反应，事后每一次语言调整，也都会使台湾再度处于需要重新评估环境的被动位置。

延续上述，检视日本右翼政客群体推动“台海有事”叙事，其主要目的始终是强化日本自身在区域安全中的主导位置，而不是提升台湾安全。当日本右翼政治人物擅以“台湾有事”为框架时，实际上是在日本内部制造更大的安全预期，借以推动防卫预算、部署、外交姿态与美日协调，台湾在其中并不是政策对象，而是政策素材。

在这种语言结构下，台湾无可避免地被推向了台海紧张的前端。当日本对中国采取更高调的政治讯号时，台海本身的敏感度就会被放大，台湾无论如何回应，都只能是被动反应者。换言之，日本右翼的每一次语言操作，都可能增加台海风险暴露程度，而增加风险的不是台湾自身行动，而是日本右翼对台海的定义方式。

同时，日本官方在另一条线上，依旧维持与北京的接触框架，包括经贸协商、执政党对话、技术性争端处理等。这代表东京在实务层面的对华政策与右翼语言之间，始终保留回旋空间。对日本而言，语言可以前推，但行动必须可调整，但对台湾而言，日本的语言前推已足以让台海变得更敏感，而政策后退却不会同步降低台湾自身已承受的风险。

可以说，长期以往下来，日本右翼的涉台叙事早已形成了一个损人利己的套路：在日本内部能累积政治利益，却把区域风险输出给台海，既为日本保留策略弹性，独让台湾处于被语言牵动的风险环境。辅以民进党政府长年营造“台日友好”的滤镜泡泡下，只要台湾对日本的情感期待越高，那么台湾上下对这套叙事的现实机制就越难察觉。

去年12月，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公开否定“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提出“无事论”（和平论），以及安倍晋三遗孀安倍昭惠呼吁“避免有事”，都进一步证明日本可以在任何时刻调整涉台语言，以符合对华或对内需求。右翼语言在需要时可以迅速升高，而在外交需要缓和时也可以同样迅速收回。这种可伸缩的语言工具，不可能作为任何安全承诺的基础，在本质上，这就是一套意识型态主导的政治操作而已。（延伸阅读：中日外长会｜日本弃台的序曲：从“台湾有事”到“无事论”）

于此，从台湾角度来看，日本右翼涉台叙事的核心并不是“日本是否会协助台湾”，而是“日本如何利用台湾进行安全与外交操作”。台湾若仍以情绪化方式贴脸理解“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便会错置风险来源，把意识型态语言误解为安全结构。

总结来说，日本右翼涉台语言的效果是推高风险，既没有保护效用，也不提供稳定环境，唯有在政治需要时将台海置于更不稳定的位置。从政治现实出发，该被记住的不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而是当日本右翼的语言越激烈，台湾所承受的风险就越大。“日本搞事，台湾有事”，才是对日本右翼这套意识型态及其影响最现实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