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特会”后的印太，依旧是风浪不止。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1月7日的高市早苗表态，也就是称“台湾有事”可能使日本进入“生存危机事态”，届时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毕竟根据2015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在构成“生存威胁”的情况下，日本可以基于集体自卫权在有限范围内使用武力。

可想而知，这番言论让本就脆弱的中日关系再起波澜。高市早苗也在10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遭到质询，主要反对党立宪民主党议员大串博志就提到，当政府在讨论“生存威胁”时，即使是在讨论《国家安全法》期间，也从未提及具体的国家、地区或情况，建议高市早苗修改言论。

高市早苗则回应，当被问及何种情况会被视为台湾紧急状态时，她是基于最坏情况的假设发表上述言论，并也明确指出，政府将综合考虑具体情况的所有讯息，来判断何种情况构成“生存威胁”。高市更重申，她的声明符合政府既定立场，不会收回。显然，中日关系还将震荡一段时间，而这既是日本“再武装”的时代注脚，也是美日同盟渐成印太战略核心的区域侧写。

与此同时，另一股围堵力道虽被各方普遍忽略，却也正在进行中，那就是美国在印太诸国的“核潜艇工程”，对象包括早前AUKUS下的澳大利亚，以及这次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译川普）亚洲行的韩国。

AUKUS核潜艇绑定美澳关系

众所周知，AUKUS在2021年9月15日由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三方元首正式宣布成立，并且包含两方向的战略规划：第一，美英承诺向澳大利亚提供至少8艘常规武装的核动力潜艇；第二，三国在涉及人工智慧、量子计算、互联网战、电磁战和高超音速武器等先进军事领域展开合作，推进技术的联合研发与应用。

而其中，核潜艇项目早在当年就已备受关注，毕竟这除了牵动“核不扩散”争议外，也标志三国联合决策与执行的更上层楼。

首先，从项目确立来看，核潜艇项目由三国共组的联合指导小组负责推进，专案当中包含至少包含9个工作组。而作为核潜艇接受方的澳大利亚，更是详细规划“全政府”路径：在初期创建核潜艇工作组，成员来自10个联邦政府机构，研拟核潜艇专案的最佳实施方案；在这之后，工作组转化为正式的联邦机构“澳大利亚潜艇局”，负责监督核潜艇的采购、建造、交付、技术管理、维护等。

与此同时，在“柯林斯”级常规潜艇逐渐退役的背景下，AUKUS也针对澳大利亚的水下战力“空窗期”，提出“四阶段”长期路线图。

第一，从2023年起，澳大利亚的潜艇军官、潜艇兵和工程师等，将分批赴英美核潜艇学校或工业基地受训，并将在受训结束后与英美核潜艇官兵混编开展实操训练。

第二，2027年起，由4艘美国潜艇和1艘英国核潜艇组成的轮驻编队（SRF-West），将开始驻扎在澳大利亚的斯特林（Stirling）海军基地，第一艘AUKUS级核潜艇也由英国开始在澳大利亚本土制造。

第三，2032年起，澳大利亚正式向美国采购3到5艘维珍尼亚级核潜艇，预计每3年交付一艘，前2艘是二手核潜艇，预计服役时18年到27年，第三艘则是在美建造的全新核潜艇。

第四，2043年左右，英国正式向澳大利亚交付第一艘由英国制造的AUKUS级核潜艇，澳大利亚同期也将开始自主建造第一艘AUKUS级核潜艇，并计划在2053年左右实现全部交付。

显然，这种历时多年的长期规划，必须要有跨政府的庞大预算与便利法规支撑。而从当前澳大利亚政府动向来看，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也明显继承了莫里森（Scott Morrison）路线。

2023年3月，阿尔巴尼斯政府正式公布核潜艇专案的总预算：2,680亿至3,680亿澳元，波动幅度高于35%，远超澳大利亚国防采购项目上下浮动15%的通行规定，并且预计横跨30年，平均每年支出约占澳年度GDP的0.15%，覆盖核潜艇设计、建造、运行、维修和废料处置等全生命周期成本。如此庞大规模的预算，已足以让澳核潜艇舰队跻身与澳海军、陆军和空军相提并论的“第四军种”。

法律层面同样如此。2021年11月，澳美英签署《海军核动力推进资讯切换式通讯协定》（ENNPIA），为三国核潜艇技术合作奠定基础。2024年8月，三国再签《美英澳海军核动力合作协定》（ANNPA），标志美英向澳大利亚转让核动力潜艇技术迈出了重要一步。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大幅放宽对澳军品出口管制，同意从2024年9月起，70%的防务产品出口将免除《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所要求的许可审批。

显然，阿尔巴尼斯虽较莫里森立场和缓，却并没有颠覆AUKUS的核潜艇路线，甚至不惜用公布预算的方式，向民众表明工党政府捍卫国防的坚定立场，同时展示澳大利亚实践AUKUS不分党派。

更重要的是，AUKUS核潜艇项目代表美国印太战略的关键一步：绑定美国与澳大利亚。表面上来看，美英澳三方对于AUKUS的官方表述回避“同盟”字眼，但从三方安全合作的规模、密切程度以及所涉敏感尖端军事技术而言，AUKUS实质就是基于共同政治意志的安全合作，并且矛头直指中国。

正因如此，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才会将AUKUS界定为“呼之欲出的海上同盟”（emerging alliance at sea）。拜登（Joe Biden）政府时期人称“印太沙皇”的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也同样表示，AUKUS的成立表明澳大利亚已决定在未来40年绑定美国；时任拜登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也称，AUKUS是美澳长达50年的“战略联姻”。

特朗普准备绑定美韩？

当然，一直以来都有分析指出，AUKUS核潜艇项目耗时漫长，恐怕“缓不济急”；说得更直接，如果AUKUS目标直指中国，理应要在中美第一热点、也就是台海发生冲突时扮演角色，但如前所述，核潜艇工程旷日废时，未必能来得及“奔赴台海”。

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或许过度简化印太战略本身。毫无疑问，台海是中美近年的最危险前线，印太战略当然也涵盖台海，台海却恐怕不是印太战略的全部。

从美国的视角出发，能吓阻北京不对台动武当然是最理想结果，而也正是为了这个目标，美国不仅持续对台军售，也在近年尽可能动员印太诸国，要形塑“台海战争成本高昂”的吓阻结构。当然，这不保证一旦台海战争不幸爆发，美国与其印太盟友必然出兵，不过种种事前武装与动员，却能在过程当中强化美国于印太的军事存在、深化美国与盟友的军事协调，也就是形成AUKUS核潜艇项目的实质效果：不论核潜艇需要多久才能造出来，澳大利亚都已经在军工产业、区域战略上事实“绑定”美国，美国核潜艇更将定期驻扎澳大利亚。

而这种“绑定”结构，其实也就是某种程度的两手准备：战前吓阻、战后深化围堵，不论台湾是否丢失。说得更直接，如果台海战争不幸爆发、导致台湾“改换阵营”，在印太诸国已经“绑定”美国的背景下，华盛顿将能最大程度确保其他盟友不会跟著“带枪投靠”。换句话说，就是在伤口已经形成的背景下，尽可能用战略绷带止血。

当然，这种结构不是美国强加就能形成，而是仰赖双方某种程度的一拍即合。以AUKUS为例，澳大利亚位处美欧战略边陲日久，如今一夕成为被挹注对象、军工产业更是因此受惠，当然不会轻易拒绝；日本就更不用提，基本上从安倍晋三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来，日本内部的军工、保守势力就蓄势待发，希望能进一步挣脱和平宪法束缚，因此除了“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等舆论氛围形塑，这次特朗普亚洲行，还同样深化与日本造船业的军工合作。

再来就是韩国。10月30日“习特会”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已经批准受中方制裁的韩华海洋造船厂建造核动力潜艇，美国将与韩国分享高度保密的核技术，帮助韩国在去年被韩华集团收购的美国费城造船厂，建造新型核动力潜艇。虽说目前尚不清楚该潜艇专案的规模或成本，但韩方在会谈后已经表示，承诺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美国造船产能的建设。李在明更称，如果韩国拥有核动力潜艇，就可以协助美国的地区活动。

从AUKUS的前例来看，美国应是想要以核潜艇项目的形式，继续深化绑定美韩军事，而韩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当然也不会轻易拒绝。

一来，朝鲜半岛局势长期不稳，核潜艇作为战略武器，不仅能替代老旧的常规动力潜艇，更能增强对周边国家舰艇的追踪侦察能力，从而构建更有效的海上威慑体系；二来，作为中等强国，韩国当然也有提升区域影响力的抱负，这点从尹锡悦时期就清晰可见，而拥有核潜艇既符合韩国的军事现代化目标，更是彰显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

当然，这些动作都不表示美国与盟友必然为了台海战事“两肋插刀”，尤其中国还是印太多国的有力贸易伙伴。但这种现象也反映另一角度的现实：即便中国拥有“武器化互赖”的潜能，也不能阻止印太多国同意“绑定”美国，即便是在关税大棒无情横扫的“特朗普2.0”。

走过二战与冷战，如今在中美博弈的主旋律下，印太区域的“再军事化”恐怕已是势不可挡，而在一片汪洋的深水静流下，核潜艇无疑将是未来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