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抛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一说，从法律上暗示东京可以集体自卫权之名介入台海，一句话掀起中日外交风暴。北京罕见用上“为军国主义招魂”、“必将迎头痛击”这类措辞，两国气氛迅速降到冰点。与此同时，赖清德选择提油站队高市，称赞她有助“区域和平稳定”，还指责北京不要成为“麻烦制造者”；在太平洋彼端，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Mark Montgomery）则把高市的话视为“说出安倍私下的真心话”，认为中国“反常行为”逼得日本摊牌。这些看似分散的声音，其实串成了一条很熟悉的叙事线：中国威胁、民主阵营、反威权、维护秩序，活脱脱一套冷战时代就用得炉火纯青的剧本，重新搬到东亚来演。

首先，套用内地学者孙兴杰的分析，高市口中的“存亡危机事态”源自2015年日本新安保法，原本就是为解禁集体自卫权所设计，因此今次关键不在字句本身，而在于这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日本领导人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公开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与行使集体自卫权连在一起。一旦这个政治讯号放在美国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下看，味道就完全不同了。

过去十多年，日本安倍政府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成功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把这套日版构想升级为美国国家战略，日本甘愿在对华竞逐中扮演急先锋。2018年以来，东京一面配合华府遏制中国，一面透过印太、四方安全对话等框架，努力把“台湾问题”纳入印太安全架构的一部分。简单来说，日本一直想把美国绑在自己对华政策的战车上。

但问题在于，进入“特朗普2.0”年代后，美国的战略重心明显在收缩。在高举“美国优先”下，华府更在意的是如何用更少资源维持全球优势，对盟友的基本原则是管理，而不是被盟友牵著鼻子走。孙兴杰点出的重点，是日本与韩国在这种不确定感下，安全焦虑高涨，纷纷做出过去不敢做的动作，例如韩国推进核动力潜艇计划，日本则在国会上把“台湾有事”升级为“国家存亡危机”。质言之，这种抢先押注的行为，本质上是在用更激烈的安全表态，反向应对一个正在收缩的美国。

在这个视角下，高市早苗的发言绝非单纯失言，而是一个有明确战略意图的动作，即要把台海危机与日本安保，乃至美日同盟的命运绑死在一起，逼美国承受更大的道义与政治压力。这也可以解释，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柯德尔（Daryl Caudle）在东京受访时会说，对高市的说法“并不意外”，理解她“对此非常关切”，但又刻意补充“这并不会改变美国既定的计划与演习安排”。因为作为职业军人的柯德尔看得清楚，日本的政治表态，未必等于美国的军事承诺。

然而，在华府战略圈，如蒙哥马利这样的退役将领却选择用另一种语言来解读。他把责任全部都推给中国，认为是北京“过去五年的反常行为”逼得高市说出“安倍只敢私下承认的担忧”，还宣称北京如果成功胁迫台湾，势必对日本构成生存威胁。在他的叙事里，整个因果被倒转：先有中国的“反常”，才有日本的“坦白”，中日风暴只是北京难以应付一个东北亚国家把台湾未来视为自身命运所致。

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分析，不如说是典型的“中国威胁论”模板，即安全焦虑可以无限上纲，只要最后把一切归咎于“对方的过度自信”与“未来的误判”。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在于，蒙哥马利这一套话术，与他们过去谈俄乌战争时的论调几乎如出一辙，只看见俄罗斯跨过边界的一刻，只知道谴责侵略，却闭口不谈北约东扩与乌克兰执意寻求加入北约的前因。这并不是要为俄罗斯开脱，而是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明知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仍不断在既有安全框架的边缘试探，甚至推高赌注，其本身就是破坏区域稳定的一环。

今天在东亚，扮演类似角色的，是日本与台湾的一部分政客。高市早苗在国会上把“台湾有事”与集体自卫权挂勾，不是什么突然冒出的灵感，而是对安倍晋三那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美日同盟有事”的升级版本。不同的是，当年安倍讲话时已经不是首相，更多是政治意识形态飞扬，如今高市系以现任首相身份，在正式国会答询中把话说满，这等于是在制度层次上为未来的军事介入预作伏笔。

更让人不解的是，赖清德在这个节点上，不但没有对日本把台湾推向“存亡危机”叙事的做法保持距离，反而把矛头完全指向北京，认定中国对日本进行“复合式攻击”，呼吁北京不要成为“麻烦制造者”，并肯定高市发言有助“区域和平稳定”。

于是，当北京一如预期地以强硬语言回应，国台办怒斥“倚外谋独”，《新华社》控诉“丧失民族立场、与虎谋皮”，解放军高调展示新一代两栖攻击舰与电磁弹射能力，整个东亚舆论又一次被推回熟悉的剧本：中国才是那个“麻烦制造者”，日本和台湾只是“被迫反击”。这种用法上，无疑和当初只把俄罗斯视为唯一侵略者的单向叙事高度相似，只不过这一次扮演乌克兰角色的，换成了被高市牵上战车的日本，和由赖清德热烈附和的台湾。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高市早苗这场“台湾有事论”引发的中日外交风暴，真正危险的地方不在于一时的外交骂战，而在于它为东亚灌输了一种新常态：将地缘政治风险常态化，并以意识形态包装之。当民粹政客与退役将领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存亡危机、生存威胁挂在嘴边，却不愿面对这些语言对资本流动、供应链布局、能源安全与民生物价的长期影响时，东亚的不安全就离“自我实现的预言”更近一步。

是以，若把高市早苗、赖清德与蒙哥马利们的发言放在俄乌战争这面镜子前对照，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共同点：他们一方面明知局势存在高度结构性风险，一方面又透过极端表述推高赌注，最后当局面失控，往往只剩唯一话术：把所有责任推给那个“威权大国”。

诚然俄乌战争所证明的，“自己作死”再来“做贼的喊抓贼”，不但无助于保护小国，反而会让战火烧得更久、更广。东亚如果要避免重蹈覆辙，国际社会真正应该批判的，是像高市早苗这样，在明知区域安全结构脆弱的情况下，仍选择用“台湾有事”这种高风险叙事押注未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