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态“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一席话让原本微妙的中日关系瞬间降至冰点，只见北京急速升高语气，日本外务省忙著灭火，台湾部份舆论在解读“日本总算愿意说实话”的同时，也意识到东亚敏感情势再次被推往高点。然而，事件的本质并不只于中日在外交场域的短兵相接，而是高市的这句话戳破一个更冷酷的现实：在区域大国的叙事中，“台湾有事”究竟由谁来定义？又为何从来不是台湾自己？

事实上，台湾早已习惯被纳入别人的语言框架，时而雀跃，时而胆怯，只是同一句话换个人说，华府想讲台湾有事就讲，今次换东京主动讲，至于北京当然更有资格讲，只是多方每一回的说法都带著各自的战略需求，没有“事主”的事，台湾很少在其中留下能真正影响局势的角色。讽刺的是，这些“外部力量”对台湾的描述，也往往比台湾自己的态度更具分量。

综观高市早苗此番的说法，在北京眼中正是介入“中国内政”的最好例子；在东京，则是日本国内政治操作的一部分；在台湾，则被视作安全承诺的象征。当三方都以自身利益来定义台湾是否“陷入危机”的时刻，台湾的声音反而最为薄弱。

进一步细究这种叙事失衡，可从北京的反应看得最清楚。北京高调批判高市言论，一方面是要站稳原则立场反对外国介入，同时也是抓住机会，再度将台湾扣回“内政框架”，只要北京越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就越能抹平外界任何试图介入的论述。就国际现实运作来说，外部任何提及台湾安全的说法，反过来都会成为北京再强化自身主张的证据，使此间互动构成一种循环式叙事，即外部越讲台湾有事，北京就越强调台湾无权自主，台湾的空间便越发收窄。

再就今次放火搞事的日本动机来看，纵使高市早苗一人崩坏中日外交关系，但她更深层的用途却用在日本国内：高市执意假借台海议题向国内展现自己的国防领袖形象，这种政治操作与其说是对台湾的关心，不如说是在向党内传递讯号，巩固她代表的是一条比外务省官僚更强硬、比温和派更鲜明的国安路线。

正因如此，日本的“台湾有事论”往往一半对外、一半对内，是一种安全政策变化的舆论试验，也是自民党派系角力的工具。台湾在其中的角色，只是政治算式中的变数，而不是能够引导方向的主词。

至于美国，虽然比任何国家都更常提及“台湾有事”，但华府的语境向来有其精算过的模糊。华府迄今没有大力支持高市的言论，原因无他，岂愿在战略上过早升高紧张？美国在台海议题上最需要“模糊”，因为模糊才能威慑北京，也才能避免日本等盟友做出华府尚未准备好承担的行动。于是乎，美国对“台湾有事”的描述，常常是为了维持一个对北京不利、对华府有利的战略环境，而不是为了帮助台湾争取自主叙事。

综合上述三方的叙述，一个尴尬现象油然而生，台湾在安全议题上议论纷纷，但真正能决定何时、怎样算真的“有事”的权力从不掌握在台北手中，而是被北京、华府，乃至东京握住不同的一角，野蛮生长，自由诠释。台湾虽是区域紧张的焦点，却未能成为叙事的中心，举凡台湾的政治发展、选举结果、民意与两岸政策变化等，经常是外界用来解读情势的参考，但却不是足以营造情势的主导力量。

眼下高市“台湾有事论”事件还在震荡中，尚不能言及余波荡漾，但已经足够向台湾发出警语：只要台湾无法掌握“台湾有事”的定义权、叙事权，那么每一次、下一次的区域紧张都将继续由外部替台湾按下开关。北京若需要以民族主义强化若干控制，可以调动台海情势恶化，尤其在民进党执政下，此间操作轻而易举；美国若需要向中国施压，反手便可以把台湾推向军事竞争的前线。就连平日“干卿底事”的日本，当需要推动国防正常化等“内政业障”时，也可以以台海作为理由发话。是以，台湾的存在在这些外部语境中被逐一功能化且定型，有关台湾意志表现，则往往是在这些语境之后才有浮现空间。

可悲的是，台湾社会也似乎逐渐习惯于自己的被动位置，往往以为“国际上支持台湾”就是台湾扩大了自主，但忽略这些支持的本质多半不是基于“台湾自身的选择”，而是基于“台湾在大国竞争中的效用”。这种支持有其战略价值，但也带来脆弱性，一旦外部利益重新调整，台湾在叙事中的位置就会随之移动，或被重新诠释。

是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台湾是否面临危险，而是台湾能不能成为定义危险的人，而非永远只是那个被外界指著说“你出事了”的对象。台湾要问的，从来就不只是“会不会有事”，而是“台湾有事到底谁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