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两岸政策，过去常被包装成一套“可控交流”：政治可以对抗，民间仍可往来，官方可以紧绷，亲友仍能探望，唯这套叙事如今正在被抽掉最后的缓冲层。12月11日，台湾陆委会对外说明，台内政部预告修法，拟将特定身分公务人员赴陆探亲、探病、奔丧的亲等范围，从四亲等缩到三亲等，理由是有人“滥用四亲等名义”，而且“社会不太能接受受管制公务员去看表妹”。

12月稍早，华硕陆配员工钱丽因被指涉及举报CEO挺台独、宣扬武统等行为，在跨部会会商后遭废止依亲居留许可，连带失去在台工作与健保资格，最终在12月3日自主搭机离台。这两件事看似分属不同领域，一个是公务员管理，一个是移民居留，但拼在一起，却勾勒出同一种治理姿态：把两岸接触全面风险化，把身分、血缘与政治忠诚重新绑在同一条绳索上。

先看亲等限缩。陆委会的说法很直白，称四亲等是表哥表妹，三亲等是叔伯阿姨，改成三亲等比较符合社会观感，更重要的是，台湾政府“发现”有人滥用四亲等赴陆。这种官方表述看似合理，因为“滥用”本就需要修补漏洞。但问题在于，当政策论证从“制度必要”退化成“社会不太能接受”，这就不再只是管理，而是把政治风险转嫁为道德审判，即不是能不能去，而是要去看谁，“会不会看起来不顺眼”。

于是乎，“表妹”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的不是亲等，而是政府对私人生活的可疑程度正在升级。当受管制者的家族关系被拿出来衡量“社会能否接受”，政策就不自觉滑向另一条轨道，即国家机器不只管公务员的职务行为，也开始塑造公务员应该拥有怎样的私人连结。今天是表妹，明天可以是谁？当理由是“观感”，边界就会随政治气候热胀冷缩。

更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内政部与移民署的另一套论述，是以“中共积极诱拉”与“异常盘查”为基础，强调公务员赴陆港澳的人身安全风险升高，并把相关精进措施定在明年1月1日起实施。随著两岸对抗升高、灰色地带手段增多，本就让跨境往来更复杂，但治理的难题，不就正在于政府如何处理风险？是精准、可验证、可救济的管理，还是把所有接触都先贴上高危标签，再用更重的行政手段把路径一刀切掉？

本月初的华硕陆配案无疑把这种趋势推到更刺眼的位置。钱丽被指控以中国法律检视公司同仁、向陆方举报，甚至经营与解放军相关的社群内容。民进党政府认定其行为“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之虞”，因此注销户籍与身分，并废止依亲居留许可。到这一步，讨论焦点已不只是个案本身是否该处置，而是处置的制度讯号：居留不再是稳定的法律地位，而是可被政治风险评估随时撤回的“暂时性待遇”。这对在台陆配与陆籍人士而言，代表生活的基础不再坚固，工作、健保、家庭安排，都可能因一纸行政决定瞬间蒸发。

民进党支持者或许会说，这是国安必要，反对者则会直言，这就是政治迫害，但更冷冽的看法或是，一套“零信任治理”正在成形。在民进党意识型态幽灵执政下，治理核心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透过高调处置与规则收紧，建立一种集体的寒蝉效应：在陆台人可以在台生活，但最好不要成为“政治麻烦”，台湾人可以赴陆探亲，但最好不要让台湾社会觉得“这看起来不太对劲”。问题是，当“不太能接受”变成政策语言，公权力就会不断往私人领域渗透，直到每一段关系都需要自证清白。

事实上，这套模式对民进党而言才不陌生，过去的民进党政客还会略提“交流可降低误判”，把民间往来视为某种缓冲，但在今天的政治环境里，交流早就不再被视为缓冲，而是重新定义成漏洞。于是民进党治下的治理语汇从管制变成防堵，从审查规范变成遏止吓阻。就连公务员将来赴港澳也要被纳入更严格的通报与惩处架构，新制预计明年7月上路，违规者可能遭记过，甚至允许各机关依涉密程度订更严标准。

就宏观角度来看，这当然不可谓单点修法，不容民进党轻描淡写，这不啻是一条完整结合法律的制度链延伸，从提高门槛、延长申请期，到强化通报、拉高惩处，最后再用“观感”补上合法性。

然而，制度链的另一端，必然是代价作用在何处何人身上。最先承受的，往往不是能在媒体上发声有头有脸的人物，而是最基层、沉默，也最容易被贴标签的陆配家庭、跨境婚姻、在台工作的陆籍人士，或只是想赴陆探望亲友的受管制公务员。当一个社会把跨境连结视为原罪，把亲缘往来视为可疑，把居留地位视为可撤回权利，表面上看似要更安全了，实际上却是在用切断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来换取一种政治上的安全感。

当赖清德政府收紧两岸人员往来空隙，迈开“六亲不认”的步伐，冷酷政策自当走向居留并不保证民众能安稳生活，而血缘也不再构成民众往来的正当性，甚至家庭还可能变成民众被审视的理由。试问，一个不断把生活政治化、把亲情风险化的台湾政府，究竟是在防范渗透，还是在制造更深层的社会不安？当“防止滥用”与“社会观感”成了政策万用理由，下一步就很难再回到精准治理，而更像是朝向一种永远收紧、永远可疑、永远需要自证忠诚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