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新动向．四｜无论左翼还是右翼 加速主义实质是机会主义
编者按：自冷战结束和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以来，以欧美为代表的选举民主、自由市场模式一度被世界范围内许多人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类终极选择。然而随着欧美社会持续发生重大危机，比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少人开始从乐观变为困惑，重新反思资本主义和选举民主的内在困境。尤其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面对欧美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讨新的可能性。
最近，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在《东方学刊》2025年冬季刊的“资本主义新动向：“封建”还是“加速”？”专题中梳理和分析欧美选举民主、自由市场模式的问题和困境，认为西方左右翼都没能抓住靠加速主义应对资本主义封建性问题的重点。该文从梳理封建问题的经典讨论开始，分为封建—郡县之辨意义上的封建问题、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封建问题、资本主义的“封建性”问题，从中总结出关于“封建性”的两个共同特征，然后探讨西方特别是美国出现的新经济现象，即技术和平台企业所造成的一种类似于中世纪封建制度的社会关系。
该文认为新封建或技术封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观察视角，美国科技企业群体内部的政治立场大相迳庭，比如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倾向于垄断圈地的企业与喜欢高效集权的数字基础设施型的企业存在区别。该文梳理了从新封建主义到加速主义的变化，认为加速主义对代议制民主和官僚系统的“深层国家”的批评虽有一定的现实性，却有内在矛盾，最终会陷入寸步难行的困境。该文分析了被加速主义影响的特朗普和马斯克，认为加速主义所包含的“用行政集权的CEO治国取代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民主”和“砸碎庞大的联邦官僚机器，代之以技术资本党羽和封建扈从式的忠诚者队伍”，可能通向的是“戴着王冠的封建共和国”。该文总结称，相比于实质都是机会主义的西方左翼或右翼的加速主义，中国不相信任何一蹴而就的加速主义浪漫想像，正在用自身的努力克服与超越封建性。历史并未终结，以开放的心态来直面欧美模式的问题和思索新的出路，是当今世界的思想命题。为供读者参考，《香港01》转载该文，将该文分为四篇，以下内容为第四篇。
四、 结语：加速到历史终结？
最后，我们再回到历史终结的话题上来。
前边提到，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加州意识形态中所洋溢的乐观主义情绪都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孕育的历史终结思维。在这种思维中，政治问题的辩论已经结束，人类社会的进步已经达到顶点，剩下的只是资本主义的自动运行和科学技术的自动增长。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停滞，社会问题又一次造成困扰，引发了新封建主义的担忧。加速主义就是将这种担忧重新调回到历史终结想像的一种企图。它试图革除20世纪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建构完成的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寄希望于通过取消监管而令科技加速发展（甚至取消人的价值），并由掌握新科技的企业家按照效率的逻辑来驾驭政治，再次让资本主义变回一架平滑运转的自动机。
虽然自动机是一个现代科技概念，但是对具有历史终结功能的政治自动机的想像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长久现象。⁷⁷在古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中国通过上古三代的漫长探索终于实现了稳定的大规模政治秩序，古人对之自然是视如珍宝。《周易》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⁷⁸中国先民认为基于对天文人文的长期观察总结而形成的一套规律，是实现天下之治的宝贵基础。因而要“文明以止”，文明要安顿于此，要“知其所止”“止于至善”，不可偏离，亦不宜轻言进取创新。因而，老子说无为而治，孔子说居其所而治，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历代中国人不断地回头看向理想的“先王之治”，“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西周的封建制和秦之后的郡县制都是探索能够终结历史的政治自动机的产物，终究郡县制以其制度能力和公共性而胜于封建制一筹。但是中华文明不同于多数文明，特别是一神教文明之处，就是不受限于抽象教条和先验模板，而是形成了基于辩证和实践的行动原则，因而也就具有了“变易”“日新”“革命”“矛盾论”的智慧。
西方开启的现代化让人类进入了一个“无止”的状态，进步、发展、大国竞力、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各种版本的加速主义成为现代世界的主题。但是无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加速主义，其目标都是指向某种新的“文明以止”的状态，某种不需要政治的理想社会。二战后，系统科学的新发展让人类意识到，建立一个超越有限人性和低效的人类组织的理想社会自动机有了可能性。在钱学森等的工程控制论的启发下，苏共在1960年代提出了“国家计算自动化系统”，要用控制论将苏联改造成一个赛博国家，但在后来的自由化改革中流产。智利的阿连德政府在1970年代也提出了一个大数据社会主义乌托邦——“赛博协同工程”，但被美国支持的政变颠覆。阿连德遇害后，赛博协同工程的同志销毁了程序，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机器是一个工具，能通往自由，也能通往奴役，不能落入资产阶级的手中。⁷⁹也许并非巧合，矽谷右翼加速主义的哲学家尼克·兰德起初也是英国华威大学“控制论文化小组”的成员，只是他从左翼转向了右翼。那么，他的加速主义是通向自由还是奴役？
兰德从左翼转向右翼并不奇怪，因为今天西方社会左右两翼也都存在加速主义思想。自打西方资本主义从垄断资本阶段进入金融资本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左翼思想就失去了现实批判的能力，大多只能转向哲学、文化领域的批判。左翼知识分子抱怨“想像世界末日比想像资本主义末日还容易”，实际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论或“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面前表现了自己的软弱性。⁸⁰他们对资本主义或新封建主义的批判得出的方案要么是激活“真实”、撕开“现实”体系的裂缝、诉诸集体行动（马克·费舍），要么是靠收税（皮凯蒂），要么是空谈技术共产主义（瓦鲁法基斯），却不谈如何实践。因而左翼也会受到加速主义的诱惑。他们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但从右翼的操作里看到了资本主义加速走向崩溃的前景，所以一些人干脆支持加速：“累了，毁灭吧。”
不管左翼还是右翼、乐观还是悲观的加速主义，实质都是一种机会主义。⁸¹它们分别是科技资本精英集团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不愿经过复杂实践和艰苦斗争，只想要一个轻按加速按钮世界就会变成他们想要的理想自动机的成功学秘诀。限于篇幅，本文未涉及美国保守主义和新保守（自由）主义，其实它们在本质上同样是历史终结论的不同版本，是面临技术、文化、环境和恐怖主义等危机时的机会主义反应。本文谈及的第一类封建问题和第二类封建问题的讨论对于理解第三类新封建问题以及加速主义等当前事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与中国三千年政治史的积淀和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对比，我们可以更深地理解美国制度的弊病和社会的危机，以及美国各种精英群体对政治的理解之肤浅、策略之草率、行为之盲动，而这一切，根子在于阶级局限性和集团私利超过了对天下政道的追求，以及西方文明的历史之贫困、思想之懒惰。
现代化包含着克服与超越封建性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反封建最彻底最成功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不相信任何一蹴而就的“加速主义”浪漫想像，不相信宗教末世论式的历史终结，因为中华文明的历史从来没有经历过终结。坚持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坚持实事求是和艰苦奋斗，中国必能不断克服封建性，在新一波科技和工业革命即将重塑世界的剧变之世，既能用好科技创新产生的正反馈能量和管理效率，又能做好负反馈的政策监管和制度调控。
*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25年冬季刊，【资本主义新动向：“封建”还是“加速”？】专题，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范勇鹏。本文注释略，详见刊物或知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