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新动向．三｜走进美国政治舞台中心的加速主义
编者按：自冷战结束和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以来，以欧美为代表的选举民主、自由市场模式一度被世界范围内许多人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类终极选择。然而随着欧美社会持续发生重大危机，比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少人开始从乐观变为困惑，重新反思资本主义和选举民主的内在困境。尤其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面对欧美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讨新的可能性。
最近，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在《东方学刊》2025年冬季刊的“资本主义新动向：“封建”还是“加速”？”专题中梳理和分析欧美选举民主、自由市场模式的问题和困境，认为西方左右翼都没能抓住靠加速主义应对资本主义封建性问题的重点。该文从梳理封建问题的经典讨论开始，分为封建—郡县之辨意义上的封建问题、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封建问题、资本主义的“封建性”问题，从中总结出关于“封建性”的两个共同特征，然后探讨西方特别是美国出现的新经济现象，即技术和平台企业所造成的一种类似于中世纪封建制度的社会关系。
该文认为新封建或技术封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观察视角，美国科技企业群体内部的政治立场大相迳庭，比如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倾向于垄断圈地的企业与喜欢高效集权的数字基础设施型的企业存在区别。该文梳理了从新封建主义到加速主义的变化，认为加速主义对代议制民主和官僚系统的“深层国家”的批评虽有一定的现实性，却有内在矛盾，最终会陷入寸步难行的困境。该文分析了被加速主义影响的特朗普和马斯克，认为加速主义所包含的“用行政集权的CEO治国取代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民主”和“砸碎庞大的联邦官僚机器，代之以技术资本党羽和封建扈从式的忠诚者队伍”，可能通向的是“戴着王冠的封建共和国”。该文总结称，相比于实质都是机会主义的西方左翼或右翼的加速主义，中国不相信任何一蹴而就的加速主义浪漫想像，正在用自身的努力克服与超越封建性。历史并未终结，以开放的心态来直面欧美模式的问题和思索新的出路，是当今世界的思想命题。为供读者参考，《香港01》转载该文，将该文分为四篇，以下内容为第三篇。
三、 从新封建主义到加速主义
虽然全球思想界热衷谈论新封建或技术封建，但我们不可忽视一点：这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观察视角，或是像迪朗所说的一种“假说”，甚至只是一种比喻。新封建论者眼中代表着技术封建新势力的那些人，却从未声称自己要搞新封建，也很少谈论封建这个话题。但是这不意味着科技和平台资本家对新封建理论所关注的那些问题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计划。他们比知识分子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要干什么，并且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包括反对代议制民主和官僚系统。
但是他们选择的路径是不同的。虽然技术封建主义的提出者往往将苹果、谷歌等与平台企业视同一类，但实际上科技企业群体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各自政治立场大相迳庭。
第一类是数字产品型的企业，以苹果公司为代表。因为其以单一的产品类型为主，倾向于垄断圈地，在商言商，排斥政治权力干预，的确有新封建主义的倾向。新封建主义理论对这一类公司的分析适应度相对最高。苹果公司对美国联邦权力采取疏离拒斥的姿态，例如在是否提供公民手机数据方面，苹果一直在与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斗法”。在2020年达沃斯论坛上，矽谷右翼大佬彼得·蒂尔就批评以苹果为代表的科技公司不接受美国政府的管理，想让矽谷变成一个脱离美国本土的“帕洛阿托岛”。
第二类是数字基础设施型的企业，如大平台、数据服务等类型的公司。以彼得·蒂尔的帕兰提尔（Palantir）和马斯克的X、xAI和太空探索等公司为代表。因为其产品具有公共基础设施的性质，不喜欢封建式的分裂割据状态，有些业务高度依赖国防承包，因而总体上倾向于与政治权力合作，喜欢高效的集权体制，不看好三权分立、两党极化、否决政治和官僚主义。
苹果等和帕兰提尔这两类公司对待国家政治的分歧，体现了矽谷资本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两种既有所交织，又相互分歧的商业基因”，以苹果为代表的矽谷企业本来就建立在“逃避政治”的哲学之上。⁵⁷以蒂尔为代表的矽谷右翼，也曾经采取过逃离主义的立场，曾经计划逃往海上、太空或虚拟现实中的避难所。但是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他们深苦于美国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和官僚机器无能，于是选择与特朗普的MAGA合流，积极推动改造美国的计划。他们虽然与美国军方有密切合作，但同时也对旧的军工复合体十分不满，认为腐败、裙带关系和官僚主义使军工系统变得低效而无能，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改造。最近更是躬身入局，一批矽谷高管以预备役身份加入美军。
这两种倾向固然都与加州意识形态有或深或浅的渊源，但是加州意识形态中的反大政府、大企业、大媒体，崇尚自由市场、自由工匠、自由意志主义和杰斐逊式民主的混乱想像，在今天已经分化整合，阵营逐渐清晰。苹果公司式的“数据割据”与帕兰提尔公司式的“加速主义”分道扬镳。后者伴随着特朗普的二次当选，走进了美国政治舞台中心。
加速主义⁵⁸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电脑程式员出身的柯蒂斯·雅文，他长期写博客批判美国制度，思想来源复杂：怀疑人类理性，反对启蒙思想，反对民主（认为民主与自由不相容，必然走向法西斯，是人类最坏的制度，然而他自己又有法西斯倾向），崇尚君主制、CEO治国。他认为公司就是微型君主制，国家也应该采取公司的治理模式。雅文厌恶民主党的政治正确，批评新闻媒体、高等教育、官僚体系勾结成一个大教会（the Cathedral）。⁵⁹这个教会把自由民主进步定为国教，意识形态挂帅。另一人物是曾经属于左翼控制论文化圈子的前哲学教师尼克·兰德，他也是反平等、反民主的，因而极为赞赏雅文的思想，称之为“黑暗启蒙”。
他们的思想影响到彼得·蒂尔。蒂尔是矽谷风投资本家，曾与马斯克共同创办Paypal公司，人称“贝宝帮”。蒂尔从2016年大选开始押注特朗普，后来撮合马斯克、万斯和特朗普。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和万斯都可称为蒂尔的“奇货”。蒂尔同样瞧不起民主自由的政治正确，30年前就写书抨击民主党的多元文化。他认为美国问题的根源就是科技发展速度减慢，主张取消限制监管，加速技术发展，鼓吹“加速主义”。
加速主义哲学还影响了班农、特朗普的副总统万斯、国务院规划主任安东、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事务的负责人萨克斯、马斯克等人。早在2012年，雅文提出了一个口号：“解散所有政府雇员”（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 RAGE）。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让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部（DOGE），大刀阔斧砍向官僚机构。有人认为，DOGE就是改头换面的RAGE。⁶⁰
加速主义所针对的敌人，主要就是软弱的代议制民主和官僚系统的“深层国家”。放在第一种类型的封建主义问题的框架内来看，这两点似乎是存在矛盾的。正如前文指出的，代议制民主本身的分权性质和地方性特征包含浓厚的封建特征；而官僚系统，人们通常会认为是与封建相对立的，是现代国家和统一性的主要标志。那么加速主义为何要同时反对这两者？我们要回到美国制度的历史中来寻找答案。
（1）代议制民主。作为一个典型的“公司国家”，⁶¹美国制度先天缺乏政治权威，“主权在理论上属于人民，但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⁶²。虽然经过两百多年的联邦集权努力，被三权分立和联邦制锁死的美国制度仍然未能解决权威的问题。正如英国哲学家白哲特所说，“它不具弹性，无法实施独裁”⁶³。密尔也看到，美国没有一种宪法手段能够平息纷争。⁶⁴随着21世纪政治极化和宪法危机不断加深，美国意识形态的卫道士福山也建议美国借鉴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以便权力更加集中，避免“否决点”造成的僵局。⁶⁵
代议制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优点是可以向新兴资本势力的俘获敞开大门，从而实现统治集团内部的新陈代谢，维持整个制度的稳定。但是当主权权威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政府变成了一架腐败、浪费、低效的机器并不断陷入危机，这个制度政治上的吸纳功能失灵，效率上也不再是一家合格的“公司”了。自1980年代金融资本崛起以来，建制派已经牢牢绑架了这个制度，使新兴科技和平台资本要么退而技术封建，要么进而加速夺权，让国家重新变回他们理想中的公司。
（2）官僚系统。从第一种类型即封建—郡县之辨意义上的封建问题来看，中国的周秦之变从封建化到官僚化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建立起集权而立体的大规模治理结构。但是官僚制只是“治”道，需要“政”道的驾驭，政道则源于合法权威。王国维研究商周之变时发现，周公建政思想的核心在于避免殷商九世之乱，实现“求定而息争”⁶⁶，有国有家者之合法性权威需要实现“不争”，“立嫡以长不以贤”（《春秋公羊传》 ），任天而不参以人。秦制虽然用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但是延续了这个“政—治”关系的基本逻辑，皇帝的更替要息争，官僚则要以贤能为标准而竞争。政与治两个系统遵循共同的天道。
欧洲的官僚化产生于近代绝对主义王权国家，与中国官僚制度有类似之处，但两者本质上名同实异。首先，中国官僚制度背后有一个从战国开始形成的庞大而独立的士人阶层，这个阶层并非像通俗史观所说的那样匍匐于皇权，而是有着作为自己的“规范知识”的道统。虽然现实中普通官吏往往会沦为坐啸画诺、墨守成规的五日京兆，但是士大夫“降而为官僚”终究令人不齿。⁶⁷它既要服务于皇权所代表的权威，也会对皇权形成一定的制度和文化制约，形成一个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⁶⁸近代欧洲的官僚则多是王权的附庸。其次，中国官僚制度从战国秦汉到隋唐科举而形成的客观理性选拔，欧洲到19世纪中晚期才逐渐实现。再次，中国官僚制是国家轴心制度之一，欧洲各官僚体系最终都变成某种形式的代议制下之执行机器。今天学界多有鼓吹西方文官中立和非政治性者，实际上恰恰是这种所谓非政治性，使官僚系统沦为无灵魂无理念的行政机器，且通过政务官事务官之分而限制其政治地位，令普通民众无法通过绩效途径而染指高层政治。但同时，流水的民选官员与铁打的文官又使官僚机器实际掌握着法律应用和具体事权。无灵魂而有权力，这个集团自然会产生自我意识、形成本位利益，与资本等“社会”权力结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以自肥。
美国官僚制更次于欧洲。英国议会制的行政部门以多数党首脑为领袖，这种内阁制模式已为欧洲大陆所普遍采纳。韦伯观察到，只有美国采用了一种异样制度。⁶⁹伍德罗 · 威尔逊也曾感叹：“我国没有一个像大洋彼岸的‘英国内阁’那样一个重要的最高行政部门。”⁷⁰美国宪法草率，对于行政权语焉不详。建国之初，国家主要靠扈从掮客来统治。杰克逊开始了党派“分肥”模式，被韦伯称为纯粹分封官职的帮派。⁷¹1883年《文官制度改革法》之后才出现了考试产生的事务官，但该法只覆盖了当时十分之一的文官职位。到1993年人事管理局改革，又降低了文官选拔的客观理性标准，造成倒退。2016年后两党都大搞忠诚挂帅、任人唯亲、笑骂从汝，美国官僚制度更是变成自利而因循的机器。因而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即大骂“深层国家”。2012年，蒂尔在与福山对话时批评规模庞大的美国联邦政府，说它几乎是一个准社会主义政府，却没有任何五年规划。⁷²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我们不同，但是他对美国联邦政府这个系统笨拙低效、随遇而安的观察确实入木三分。
综观历史，美国官僚系统要么成为追求自肥的无灵魂“工具人”，要么成为追随政客的“帮派”，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在“政”的层面缺乏合法权威的中心，在“道”的层面没有充当规范性知识的道统（甚至美国宗教的独特性也使其未能形成政治统绪⁷³），在“治”的层面未脱封建附庸文化（因而今天特朗普手下官员可一改过去数十年之官员形象，丝滑切换到王船山所称之“谀臣” ）。
因而，矽谷右翼的加速主义思想就是要改造这两个方面。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评论马斯克的政府机构“激进瘦身”时，就准确意识到他有可能是在同步推进向数码化控制的技术统治转型，“实际上在构建一种技术官僚与威权统治的混合体制”⁷⁴。早在2022年，雅文就开始规划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人要克服“独裁恐惧症”，把绝对主权交到一个机构手里，特朗普做老板，选择一个CEO来领导行政部门，绝对不受国会和法院的干扰；这个CEO接管所有政府机构，解雇所有公务员，替换成忠诚的“忍者”。这完全就是针对美国代议制民主和官僚制度的手术方案。
知识分子们所看到的新封建现象，反映了一部分技术资本的倾向，但是对另一部分技术资本而言，这只是它们“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一种伪装。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加速主义图穷匕见，直接向现行政治制度开火，但不是为治疗新封建主义，而是要改造资本主义，摧毁“你们”软弱的资本主义民主，建立“我们”的资本主义CEO独裁。例如，特朗普政府、蒂尔帕兰提尔公司与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一度并肩协作，试图将全美公民的各种信息数据库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去，实际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大更强的“深层政府”。迪恩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将新封建现象视作一种“退”，她的结论是极端资本主义进入了新封建主义的去中心化阶段。⁷⁵她没有看到的是“进”，这些新型资本不是真的要求去中心，而是通过去中心化的过程实现自己的中心化目标。
加速主义者对美国制度问题的诊断有一定现实性，他们的方法却有内在矛盾。一方面，重置美国的主权装置，构建中心化的政治权威，用行政集权的CEO治国取代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民主，确实指向了美国制度的病根之一，某些方面符合大规模政体演进逻辑。另一方面，砸碎庞大的联邦官僚机器，代之以技术资本党羽和封建扈从式的忠诚者队伍，则与他们的目标南辕北辙，也不可能实现美国这样一个大规模国家的有效治理。最后结果可能只是佩里 · 安德森所说的“戴着王冠的封建共和国”。
而且，由于特朗普团队是由各种不满者和野心家组成的大杂烩，各种政治议程和利益诉求的相互冲突注定了加速主义的野望绝无可能实现。
首先，最大的问题就是矽谷精英与MAGA基本盘的利益冲突。在移民问题，特别是H-1B签证等问题上，两者无法达成共识。在对外关系上，MAGA希望搞美国优先，矽谷精英中的马斯克等派系则希望持续多边合作，反对关税战，故而因《“大而美”法案》与特朗普翻脸。在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上，MAGA与马斯克等分歧巨大。在选举体制之下，特朗普不可能弃MAGA而迁就矽谷精英。同时特朗普与工商业“老钱”、金融“快钱”也在暗通款曲，与科技“新钱”的关系也会受到制约。
其次，矽谷精英也非铁板一块，内部矛盾复杂。翟东升等认为，特朗普与马斯克的冲突使科技右翼内部日益分化成三个派系：一是以风险基金、国防科技公司和国家安全机构为代表的国防科技派，与MAGA民粹立场有重合；二是以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矽谷建制派，与特朗普共同利益较深；三是马斯克派系，其与特朗普团队的分歧日显。⁷⁶马斯克的“美国党”虽然不一定能产生重大选情影响，但与其他势力联合则可能诱发蝴蝶效应。
最后，加速主义的政治议程也会发生分化。例如，在追求“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的问题上，矽谷右翼也在发生分化。人工智能和平台数据资本可能更倾向于中心化，追求他们的CEO独裁目标。加密货币资本则可能更希望去中心化，或者是以去中心化为手段，在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之外实现新的中心化。蒂尔本人就横跨两边：一方面，他的数据和军工合作业务倾向于中心化；另一方面，他的加密货币项目也许志在建立新的加密帝国，在美元金融秩序之外“另立中央”。
总之，加速主义的计划看起来很“美好”，但在美国复杂的政治光谱、社会矛盾和科技产业类型等因素的干扰之下，最终会陷入“天鹅拉车”寸步难行的困境。
*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25年冬季刊，【资本主义新动向：“封建”还是“加速”？】专题，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范勇鹏。本文注释略，详见刊物或知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