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场这几天看到的，不只是美国对外关税税率从10%提升到15%，而是一场政经节奏的再度混乱与重组。美国最高法院对总统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大规模关税设下界线后，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未因此退场，而是迅速转依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宣布“临时性”全球关税，先定为10%，随后在法律允许的上限内再提高至15%，为期150天。这自然可谓特朗普在面对司法限缩之后，所回应的权力再配置，只不过这次他换了一条更制度化的权力轨道去进行法条与税率的政策攻防，但若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外掀起的关税再战则更像一场“荷兰式拍卖”（Dutch auctions）。

相信多数人熟悉的拍卖型式，都是价格由低往高喊，价高者得标，这谓之“英国式拍卖”，而“荷兰式拍卖”则反其道而行，价格从高处开始，随时间向下滑动。场内不需要此起彼落的竞价声，只要有人在某一刻按下按钮，交易立刻完成。第一个认为“这个价格可以接受”的人，承担了风险，也锁定了结果。

综观“荷兰式拍卖”的战术性在于时间压力与心理判断，诸如价格在滑动，竞标者可以等待更低价格，但也可能在犹豫之间被其他竞标者抢走。当然，竞标者可以率先出手锁定该宗交易，却也可能发现稍后价格会更便宜。因此，“荷兰式拍卖”比的不是谁出价得最高，而是谁敢在不确定中做决定。

这种制度最著名的应用，可以追朔回荷兰的花卉市场。每天清晨，在阿斯梅尔花卉拍卖会的大厅里，圆形电子钟会显示价格，从高处快速滑落。由于竞品鲜花是高度时效性商品，拖延意味著凋谢与损耗，因此无法慢慢竞价，因而当地在时间就是成本的考量下，以效率取代擡价，决定了谁最先按下按钮，谁就带走那一批郁金香的规则。

当这套机制逻辑转移到如今的全球关税场上，10%与15%就不再只是特朗普任性而为的数字，而像那座大厅拍卖钟上的刻度。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收束行政权，这原本可能被视为削弱总统贸易筹码的动作，却意外让关税更趋“制度化”。换句话说，既然特朗普觉得关税10%的水温不够烫，那就直接拉到法律容许的15%上限，以展现特朗普政府依然能够掌握节奏的讯号。

在这场“政治荷兰式拍卖”里，受殃及的各国面临的核心问题其实已经不只是要承受税率高低，而是“到底要何时喊停”。提前透过投资与市场让步换取稳定性的经济体，本希望锁定较低区间，然而当全球平均税率被推升至15%，先前换来的相对优势迅速缩水。而那些枕戈待旦、未急于与美国成交的国家，反而在平均化机制下，意外获得较大的缓冲。

更具戏剧性的，是新制之下的受冲击者并非外界直觉认为的对手国，而是美国部分的传统盟友。平均关税重新计算后，英国与欧盟在整体税率结构中的位置并未占到便宜，日本方面亦面临类似压力，相对而言，中国与巴西的平均税率变动幅度更为显著，站上了“暂时性的上风”。

由此回到“荷兰式拍卖”的逻辑，其冷酷在于它奖励的是一种基于节奏的判断，过早成交未必换得更低价格，尤其当规则重置之后，原有的筹码便可能被重新估值。

以美国“关税之变”后，台湾内部各方分析为例，咸信所受冲击呈现双层性。一方面，在半导体、AI、医药与关键矿物等战略产业多数获得豁免，显示关税工具本质上带有国安分层色彩，质言之，这些被视为战略核心的产业，就不在这一轮的拍卖标的之列。但另一方面，台湾的传统产业又因缺乏自由贸易协定的加持，“关税之变”后就直接暴露于15%的成本竞逐。相较于在“美加墨协定”（USMCA）架构下享有完整豁免的加拿大与墨西哥，台湾相关产业的竞争位置就显得十分脆弱。

因此，问题并不只是那5%的利差上，而是当全球税率拉齐，竞争回到区域整合与市场规模时，台湾既无大型内需市场，也缺乏双边协定屏障，传统产业压力势必上升。

若更进一步看深层的转变，或在于当美国对外课征关税从一纸行政命令转向法条程序，举凡调查、听证与法律攻防等，都将促使关税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存在的政策炸弹，而非特朗普原先戏耍全球的一次性威吓，全球市场所面对的就不是短暂冲击，而是反复启动的不确定，连带的成本难估。

回到“荷兰式拍卖”逻辑的借喻，在这场“拍卖”中，真正昂贵的不是那15%，而是时间。时间对全球经济体而言意味著投资延后、供应链重组与风险溢价都必然上升，各政府只得忙于计算或瞎赌，是否现在就要按下按钮？还能等待多久？还能撑多久？是以，“荷兰式拍卖”的逻辑足以提醒的，是价格本身并非最主要的变数，而是由谁控制价格滑动的速度，显然特朗普正在拿捏的，是各经济体的耐心、判断，与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