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句话始终在话语及概念上被反复围绕，即“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个说法并不是什么创新词，近几年在官方各类政策文件里已频繁出现。不论谈的是经济政策、科技创新，还是粮食与能源问题，几乎都会把“安全”放在同一个框架里来讨论。例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及产业政策时提到，要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确保运作稳定；在粮食问题上，也强调要稳住粮食生产、保障供给，“端牢中国人饭碗”。整体而言，许多在过去被视为纯经济的议题，如今越来越多被放进“安全”的视角来思考。

如果把时间回推二十年，彼时北京官方谈得最多不是“安全”，而是“稳定”。在2000年代，“维护社会稳定”几乎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从信访制度到公安体系，再到地方政府各种维稳机制，核心目标都是避免群体性事件扩大，以防止社会矛盾演变成更大的动荡，“维稳”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政策词汇，许多中国研究的学者，也多将研究主题围绕在“维稳”之上展开。

在学术开展议题之前，这样的治理思路其实有其因果背景。回顾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随之变化，诸如城乡差距、土征、分配与劳资关系等问题，都是容易引发星星冲突的爆点。彼时地方政府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矛盾保证在可控范围之内。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说过的“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视为中国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

然而，近十多年下来，中国官方的政策语言开始慢慢出现了一些变化，与其说是依旧追求“稳定”，现在更多用、更多谈的词则改为“安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是习近平2014年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安全观），指明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从那之后，“安全”在官式语言的运用范围呈逐步扩大之势，不再只是军事或国防问题，也开始包括经济、科技及社会治理等领域。

从这个角度望看今年两会的政策文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安全”词汇与概念会被反复提及。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科技发展时，强调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在谈到产业政策时，提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与韧性。就连在能源与粮食政策方面，官方也将相关指导性与“安全”连在一起讨论。过去这些议题通常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但现在已然都被放在国安框架之下。

与此同时，另一个变化则发生在过去“维稳”工作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而如今很多安全相关议题已是由中央层级负责统筹，安全问题可谓被纳入更高层级的决策架构。例如，近年官方文件常提到“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这说明安全已经不只是某一个部门的工作，而是一个更整体的治理议题。

如果从治理目标来看，这种语言变化并不意味著一种断裂，无论是过去的维稳体制，还是现在方面言说的国家安全，其实都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换句话说，稳定依然是中国治理的一个重要考量。

因此，与其说新的安全概念取代了过去的维稳思路，不如说它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一种扩展。过去维稳主要关注社会秩序，而如今“安全”这个概念则把经济、科技与产业政策等领域也纳入其中。例如官方近年开始对百度、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祭出监管作为，或是针对网络安全、个资保护，乃至AI突飞猛进发展等，都开始有意市地建立一套新的治理制度。另在近年受地缘政治干扰、影响甚钜的半导体与能源等产业的发展与管理方面，官方也经常提到要做到“安全可控”。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安全问题正在官方的引导下，朝向内敛、防范与规制化。

从反向逻辑看对问题的感知，当一个政府反复强调什么议题，往往反映出它所感受到的风险在哪里。有道是，政策优先顺序通常来自决策者对问题的判断，如果官方与政策文件反复谈论“稳定”，通常意味著政府担心不稳定，而当强调“安全”成为一种显学时，不啻反映出这个政府对某些风险环境有所警觉。

按这个逻辑来看今天中国的政策语言，就会发现安全议题的背后其实隐含著一种新的风险感知，即这种不安全感与过去维稳时期的社会矛盾不同，更大程度来自国家层面的不确定性。最鲜明的例子莫如近年官方经常提到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反映的正是对国际环境变化的一种判断，包含对自己定位的理解，也包含我者与他者关系位置、重置的认识。尤其，在中美科技竞争、供应链重组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产业链安全、科技与能源安全无可厚非被推上前台，成为日常政策关注的重点。

因此，近年政策语言中反复出现的“安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官方之于风险治理的思维。与过去单纯处理社会矛盾不同，今天的政策更倾向于提前建立制度框架，在问题变大之前先把风险控制住，从这个角度来看，从“维稳”到“安全”的语言转变，实透露出中国治理焦点的一种变化。当年的官方反复谈“稳定”，系因为担心社会动荡，而今天反复谈“安全”，则更多反映它所面对的各方不确定性，业从社会层面逐渐转移到国家层面，得防范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