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港府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展开公众咨询。这意味着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的工作正式迈出重要一步。

长期以来，香港的治理和发展深受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曾因倡导带有浓厚“小政府、大市场”色彩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而闻名。如今，在被新自由主义理念长期过度影响之后，在遭受港英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层次矛盾酿成的修例风波之后，在国家出手重塑香港政治秩序、香港日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下，工作重心已转向拼经济、拼发展的港府开始编制首个五年规划，传递出的信号不容忽视。

不少人谈起五年规划时候，往往会追溯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内地与苏联的计划经济。这当然没错，但不能忽略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事实，即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所编制的五年规划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早已不是计划经济。五年规划的本质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积极发挥政府的法定职责，让“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互补充、协调与促进，既防止市场失灵，又防止政府失灵。

冷战时期流行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思维，是人类社会不可遗忘的教训。无论五年规划所指向的政府调控还是市场调节，归根结底都是不同的经济手段。从1978年前的普遍贫穷落后面貌到如今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的经济奇迹关键在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一个主要工作是发展市场经济。

为了在被计划经济过度影响的中国引入市场，1992年邓小平曾说过：“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样道理，今天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之内进行，回应的是香港长期被新自由主义过度影响的现实，其意义是通过合理引入政府调控作用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不是将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

世间的事务往往都需要保持动态的平衡，允执厥中，否则将物极必反。政府和市场，各有各的长处与短处，都不完美，经常会存在不同的失灵问题。市场经济所鼓励的自由竞争对于人类进步具有基础意义，但过度的自由竞争总是容易造成垄断、赢者通吃、阶层固化、贫富悬殊、治理失衡的问题。

香港长期被新自由主义过度影响，造成高房价、高租金、垄断、利益藩篱固化问题。正如当年国家改革开放通过引入市场经济来平衡政府调控角色一样，今天香港需要通过提升政府调控作用来平衡新自由主义的过度影响，从国家和香港双赢视角来谋划香港长远发展。

任何社会的治理和发展，既要考虑短期问题，又要考虑中长期问题。国家的五年规划考虑的正是关乎全局的中长期问题，故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政策层面具有世界范围并不多见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比如，国家曾经在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造船业等许多领域的规划，如今都已开花结果，在全球的影响越来越大。香港的五年规划同样需要在考虑短期问题的同时思考中长期问题，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将香港比较优势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相结合，为香港的长远健康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参考阅读：中国发展有何奥秘？30年前钱学森致信副总理的预言启发世人）

总而言之，编制首个五年规划对于香港这座长时间被新自由主义过度影响的国际化大都市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意味着香港开始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各自合理角色。编制五年规划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是在让香港兼容幷蓄、博采众长，吸收不同的有益经验。正因这样，港府在开展公众咨询时候，一定要保持开放心态，既要鼓励讨论、集思广益，又要着眼于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通过治理和发展来赢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