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合肥本来是一个并不起眼的省会城市，然而因为过去20年的快速发展，因为从京东方、蔚来汽车到长鑫科技的故事，合肥一跃成为许多人眼中的最强风投城市。20年前的合肥虽有省会城市光环，却被人戏称为中国“最大的县城”，然而今天的合肥早已是名闻天下的科创之城、风投之城。最近随着长鑫科技成为A股股王，合肥国资的账面浮盈超万亿元人民币，合肥模式备受瞩目。

在过去20年中，合肥GDP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排名快速上升，成为进步最大的城市之一。最近长鑫科技的上市，让合肥上市企业在A股的总市值名列中国第四，仅次于北京、深圳、上海。合肥对京东方、蔚来汽车、长鑫科技的投资不仅堪称经典案例，而且还构建起新型显示产业集群、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半导体产业集群。

合肥模式为何能在过去20年大获成功？许多人在谈到合肥模式的时候，都会提及2005年主政合肥的孙金龙以来历任合肥政府的积极作为。根据网上资料可知，合肥政府在过去20年中抓住城镇化、工业化和产业转移机遇，发挥毗邻“长三角”的省会城市优势，主张“工业立市”，以政府基金风投带动新兴产业集群落地，以不同寻常的耐心来培育与壮大产业链，确实是中国各大城市中非常醒目的存在。

合肥模式值得学习，但合肥模式难以复制。孙金龙与吴存荣的故事，既是合肥模式的开始，又在警示合肥模式需要解决可持续的问题。孙金龙是在2005年3月至2011年7月担任合肥市委书记，他被许多人誉为合肥模式的开创者。孙金龙主政合肥期间，大破大立，既解决困扰合肥多年的违建问题，又提出“工业立市”，狠抓招商引资，大规模削减不必要的审批项目，拿出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让京东方在合肥建厂。吴存荣是2005年12月担任合肥代市长，次年2月去代转正，与孙金龙一直搭档到2011年7月孙金龙调任。后来吴存荣在2011年9月至2016年11月担任合肥市委书记，在他任内，合肥启动长鑫科技的项目，发展半导体产业。

网上不少声音认为，合肥的跨越式发展是从孙金龙、吴存荣时期开始，最近长鑫科技上市所预示的合肥模式的成功离不开孙金龙、吴存荣当年的努力。然而孙金龙、吴存荣两人的命运不同。

离开合肥之后的孙金龙去了湖南、新疆工作，现在担任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吴存荣离开合肥之后去了重庆、山西工作，2024年他在担任山西省政协主席期间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6年3月的一审判决显示他从2006年至2024年期间“为他人在项目规划审批、土地性质变更、企业经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7亿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最近随着长鑫科技与合肥模式的成功，网上既有许多人夸奖孙金龙在合肥的贡献，又有不少人感慨吴存荣的功过是非与政治命运。

合肥模式的关键其实是人的因素，即政府官员是否有远见、有担当、有耐心与是否懂得培育市场、建立上下游产业链。被人夸奖的孙金龙让人看到合肥模式的了不起之处，但备受争议的吴存荣反映出合肥模式的复杂。吴存荣毫无疑问是一位做实事、有能力的官员，但他的腐败行为又十分严重。合肥模式的意义在于，对于一个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后发地区来说，有能力、有担当的政府官员能在经济发展中扮演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合肥模式的挑战在于，当政府官员在经济发展中扮演较大作用，怎么防止政府官员乱作为与权力寻租。人不是天使，不是每个手握大权的人都能经受住利益和欲望的考验，不是每个官员都有远见、有能力和有担当。

经济的健康发展既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又离不开市场的作用。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来说，面对市场机制的不健全，面对基础设施、营商环境与配套措施的滞后，政府往往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有力说明，政府与市场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然而从未过时的追问是，政府怎么与市场互相补充、互相促进，政府怎么防止乱作为、瞎折腾与腐败。

合肥模式与孙金龙、吴存荣的故事说明，中国的发展依旧需要一大批有远见、有担当、有耐心、懂市场的官员，但只有建立充分有效的激励、监督与约束机制，在激励官员积极有为的同时防止官员乱作为、瞎折腾和腐败，合肥模式才能解决可持续的问题，中国所探索的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道路才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