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深圳APEC登场剩下一周，台湾官方今（11）日宣布领袖代表人选，系由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代表赖清德出席。老实说，这项人事安排并不过于意外，在当前两岸关系下，赖清德要推派何人前往由中国大陆主办的APEC，“政治性意涵”本就高于一切。

先就施振荣这个人来看，他对APEC而言并非新人，早在2007年陈水扁执政时期，就曾代表台湾出席澳大利亚雪梨APEC领袖会议。尔今赖清德再度启用施振荣，显然与陈水扁的“眼光”相同，看中的是他企业家身分所具有的政治弹性。

然而，今届不同的是，今年APEC由深圳作东，赖清德刻意选择一位没有鲜明政党身分、又有过参会经验的企业家代表与会，至少在客观效果上，降低了代表人选可能引发的政治敏感性。与其派出具有高度政治象征的卸任政府高层，不如让施振荣以经贸专业出面，既能维持台湾参与APEC的既有安排，也不必在代表资格上与北京正面交锋。

某种程度而言，赖清德这次在人选上，倒是知道“好自为之”。当然，这也不能排除，甚至可能是主要原因——台湾11月28日的地方大选在即，民进党目前在北台湾的选情看涨，在稳定中间选民支持为第一要务下，不容赖清德在两岸关系上刺激撒野，一切服务于选举的大局观。

然而，有意思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尽管赖清德在人选安排上“相对务实”，但台湾官方对参会资格的政治论述却丝毫没有退让，如见官方宣布施振荣出席时，特别强调台湾依据1991年入会备忘录，以正式会员身分在平等基础上参与APEC，并明言此事与所谓“一中原则”无关。

国台办发言人张晗随后在回应施振荣人选及两岸代表互动问题时，没有直接评论施振荣是否适合出席，而是重申中方一贯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及APEC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和惯例，处理“台湾地区”参会事宜，只要按照上述做法，台湾地区就可以参会。

会前一周，两岸各说各话一如寻常家事，重复多年来的政治立场没有意外，然北京与台北引用的都是所谓的1991年APEC入会安排，但两岸对这套安排的政治基础，则有截然不同的解释。台湾强调的是，APEC是由经济体组成的多边合作机制，台湾以“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名义参与，是既有会员权益，无须以接受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北京则坚持，“（中国）台湾地区”参与APEC本来就是在一个中国原则框架下作出的特殊安排，相关规定与惯例不能脱离这项政治前提。

简言之，这套安排已经运作三十多年，会议举办在第三国时还不致正面对撞，但办在中国大陆本土时，两岸无法就其政治意涵取得一致理解的一面就只能如此撕开，意即两岸双方可以同时坐在APEC会议桌前，却从来都不代表双方承认彼此对参会资格的解释。这道平日尚可暂时搁置的政治分歧，到了深圳APEC，终究无法回避。

早在11月初，台湾外长林佳龙便因陆方以电子邮件寄送APEC邀请函，而非循例专人递送，公开表达抗议。当时争议还涉及邀请函称谓，台湾方面认为陆方未遵守既有惯例。国台办的回应则没有著墨邀请函形式，而是再次强调一个中国原则。

如今代表人选已经揭晓，北京的回应仍然在同一套说法上，从邀请函到领袖代表，台北关心的是平等参与的程序与身分，北京强调的则是参会安排背后的政治前提。双方争论的表面问题不断变化，底下的分歧却始终如一。

值得注意的是，国台办并未直接对施振荣人选表示接受或反对，这种回应既不能解读为北京已经正式接受人选，也不意味著北京准备拒绝。距离峰会开幕还有一周，施振荣能否顺利与会、将受到何种接待，以及两岸代表是否可能在会议期间有所互动，仍有待后续观察。

回顾历史，2001年上海APEC曾因陈水扁政府指派台湾前副领导人李元簇出席，最终发生代表资格争议，台湾缺席领袖会议；2014年北京APEC，马英九政府派出同具台湾卸任副领导人身份的萧万长与会，最终成就其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两次中国大陆主办的APEC，呈现了不同两岸政治气氛下的参会情况。当然，这些历史经验不能直接拿来预测今年的结果，却足以说明，台湾领袖代表的身分与活动安排，从来不是单纯的人事问题。

施振荣此次出席深圳APEC，或许能让台湾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及科技创新等实质议题上，但他的企业家身分能降低人选本身的政治争议，并不代表两岸对台湾参与APEC的政治认知，就此出现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