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角色吃重 高层眼中四中全会的七个重点

撰文: 许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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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在影响中国未来五年发展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闭幕数日后,中国官方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习近平关于“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说明。这是远比10月23日四中全会闭幕当日发布的公报详细的文件,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决策层怎么制定和理解“十五五”规划。

10月23日,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闭幕。(新闻联播画面)

据习近平的说明可以得知,早在今年1月,中国决策层便已经成立“十五五”规划文件起草组,组长由习近平亲自担任,副组长分别是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蔡奇、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丁薛祥。

与“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的文件起草组相比,作为政府和经济工作代表的李强、丁薛祥和作为党务工作代表的蔡奇担任“十五五”规划文件起草组副组长符合惯例,已经转任全国政协主席的王沪宁担任“十五五”规划文件起草组副组长则显得不同寻常。再考虑到去年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组副组长同样包括王沪宁,足以说明王沪宁在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治理中角色吃重。

今年3月10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闭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表讲话。(香港01直播截图)

从今年1月成立“十五五”规划文件起草组到10月召开四中全会,“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起草有一个比较长的调查研究和征求各方意见的过程。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国家发展是中国治理的一个面向。在这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形成发展市场经济和持续编制五年规划的两大治理特色。从长远来看,中国仍需持续探索市场和政府的各自合理角色,提升政府治理的透明化、民主化、专业化程度。

习近平在说明中专门提出“十五五”规划建议的七个重点问题。第一,关于“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地位。“十五五”规划建议全文已经明确写道:“‘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这正是决策层对于“十五五”规划的定位,既显示出今后五年中国进入关键时期,又说明中国自邓小平时代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以来注重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第二,关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习近平表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重要标志性指标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要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适当速度。”这同样是源自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目标,今天中国仍在坚持。可以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对于今天仍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仍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的中国来说,是非常艰巨、非常有历史意义的目标。

中国决策层把发展科技放在突出位置。图为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新华社)

第三,关于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习近平说:“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科技被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在这背后既是中国冲破美国高科技“卡脖子”的应对之策,又是中国总结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经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第四,关于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习近平提出:“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内需不振、国内循环存在堵点,是中国的困境。今后五年怎么扩大内需和消除国内循环的堵点,直接关乎中国能否可持续发展。

第五,关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共同富裕既符合中国自古以来的公平理想,又是中国当年启动改革开放的重大承诺。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推进共同富裕,可以说是世界级难题。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共同富裕是2035年目标的应有之义。正因这样,今后一些年,中国预计会有关于共同富裕的大动作。

10月27日下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主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新华社)

第六,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习近平认为:“未来5年,我国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因素将明显增多,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更加艰巨。”第七,关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2012年十八大以来,持续强化党的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政治演进的一个关键特征,新的政治秩序和政治伦理得以在习近平时代建立起来。

总而言之,对于“十五五”规划的理解,应该放在2035年目标的视野下。在中国决策层看来,尽管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但中国依然会坚持办好自己的事,依然持续推进邓小平时代提出、习近平时代提前至2035年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这既展现出中国注重中长期利益、久久为功、具有强大政治定力的面向,又再次说明中国决策层希望通过办好自己的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来应对内外的复杂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