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现代政治文明

西方政治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中国政治文明的源头是西周。虽然西周之前，殷商已有王朝、王权、内外服制、祭祀神权统治，但因当时的治理结构松散，尚无系统政治思想，权力逻辑集中体现为神权压倒礼制，尚存明显局限，因此一般人们认为，实施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度和人文德治政治的周，才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源头。商只是早期国家形态，是中国王权政治的前身，不能算作完整成熟的政治文明。而周以成周的“周礼”则是中国制度化、伦理化理性政治文明的起点，是后世儒家与历代封建王朝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的总源头。

周王朝后期，中央王权崩溃，周礼制度“礼崩乐坏”，诸子百家兴起，儒、道、法等激烈争鸣，先后都担纲过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秦以法家立国，汉初以黄老治国，到武帝时开始“独尊儒术”，儒家从此成为中国官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君与士大夫治天下、皇权政治和郡县制等成为中国的主体政治结构。周礼虽然崩溃，但孔子等恢复周礼的努力没有白费，周礼中理性政治的部分，经后世淬炼洗礼，与儒、释、道、法等后世形成的新思想、新主张一起发酵，持续演化，在政治意识形态与治国实践中得到有效继承，最终形成杂糅了儒释道法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政治文明，滋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维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特色政治。

现在西方谈现代政治文明一般是以去神权化的世俗政治为发源，以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与官僚制国家制度形态的建立为标志。其实如果依这一标准，最早建立理性政治的周就具有现代政治文明除了资产阶级新意识形态的诸多面向。而官僚制国家政治形态的建立，即便以最保守的标准也是从实施郡县制的秦王朝就已经开始。以官员选拔制度为例，秦的军功制、汉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一直到后来的隋唐开创的科举制，都非常成熟，实践证明用之以进行国家治理也行之有效。但尽管如此，在中国，他们绝对不会被任何人归入“现代”。作为对比，西方认为开创了“现代”政治的英国，在1854年前选拔官员还是取决于出身举荐，相当于中国汉代的察举制。直到 1854 年的《麦考莱报告》和《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建议取消恩赐，实行公开竞争考试，才正式奠定了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基础。而彼时距离中国科举制实施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千三百年，何以“现代”？

所以，中国对何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准认定与西方在一开始就存在显著不同。中国有流派一度认为，1912 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终结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第一次在中国确立共和制、主权在民、三权分立、议会、选举等现代政治基本框架；提出区分公民与臣民，提出平等、自由、民权等现代政治理念，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开始。但这个说法随着中华民国的崩溃很快蒸发，迄今在中国大陆已少有耳闻，唯在港台与海外才有些许市场。现代中国的主流派别认为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废除旧时代不平等制度，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新型国体，走出区别于西方的现代化政治道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雏形、人民政协制度，政治权力归于人民，人民本位的建立才意味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

有意思的是，即便两个流派对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起点认定不同，但是都把西方一些认为是现代的东西，比如现代西方才建立的某些官僚制度与某些文化传统等归为旧制。依照西方政治标准，实施联邦制、总统制、三权分立制和民主选举制的美国绝对是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顶峰。这个脱胎于英国、藉两次世界大战崛起，而后又在冷战中战胜苏联的国家，被寄寓了一切政治期盼和美好想象，甚至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中国自1949年建立的制度形态与文明也自然被他们一概而论归为必然失败的旧制。

但中国对此的认识恰巧相反。中国的历史实践和主流叙事都证明并认为，至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制度形态和政治文化不过是在历史黑暗年代匆匆一试的失败尝试，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被作为是非现代的旧制划入历史。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述，则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方向，任何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都终将被新制度形态替代。现代政治文明之于中国有一条明显的时间界线——1949；有一个明显的制度形态——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体；有一个明显的价值标准——人民本位。简言之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中西方对何为政治文明现代性认同的背后，本质上显然是两种制度形态与价值观的激烈斗争。

毛邓：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经历了一个从建立、到发展完善的过程。

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国领导人，以战争与革命的方式，推翻了被称为“三座大山”的非现代旧制度形态，终结了百年屈辱政治格局，完成中国现代人民政治文明的奠基与制度初创。建国之初通过《共同纲领》确立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废除封建专制与近代半殖民地旧政治秩序，彻底实现国家主权独立、人民翻身掌权。1954 年颁布首部社会主义宪法（五四宪法），正式搭建起人民代表大会根本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三大核心政治框架，完整构建起适配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权体系；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公有制基础，形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根基，树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流意识形态，确立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同时建立完整党政、国防、基层治理体系，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框架成型，探索群众路线、人民民主等本土政治理念。第一次建立属于全体人民的新型现代政治形态，划定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属性，为后世所有民主法治、国家治理筑牢根本政治前提与制度底座；证明不照搬西方共和模式、走人民民主道路的可行性，奠定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制度底色、价值立场与发展方向，提供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初始范式。

在意识形态体系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确立其指导地位。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塑造民族、科学、大众的价值内核。创立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学说，厘清社会主义社会思想矛盾处理原则。实践层面，通过思想改造、教育体系重构清除封建、殖民旧思想，依托社会主义改造夯实公有制对应的价值根基；提出 “双百方针” 繁荣思想文化，以群众路线、集体主义重塑社会价值伦理，构建以人民、集体和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全民价值共识，建立覆盖宣传、教育、文艺的完整意识形态工作机制。扭转了近代中国思想混乱局面，确立社会主义在国家思想领域的绝对主导权，搭建起适配新政体的意识形态框架。

邓小平等第二代中国领导人，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前提下，修复、改革并完善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把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建民主法治秩序，确立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核心路线；出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精简机构、理顺党政关系，着力克服权力过度集中弊端，推进领导体制制度化、规范化。持续巩固人大、政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拓展基层民主，推动各领域立法工作恢复推进，确立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法治建设方针；创新 “一国两制” 国家统一政治方案，丰富了国家治理体系；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入市场经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体系，划定政治体制改革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底线。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政治建设从 “建制度” 向 “制度化、法治化” 转型；平衡改革、发展、稳定，在坚守根本制度前提下释放民主活力，构建兼具效率与公平的现代治理雏形；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区别于西式民主的独特道路，为后续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经验，推动中国现代政治文明走向完善。

在意识形态领域，邓小平纠正过往意识形态建设偏差，理顺思想建设与现代化发展关系，完成主流意识形态从革命型向现代化建设型转型。首先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科学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破除教条化、极端化思想束缚；明确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意识形态底线，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思潮。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回答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突破传统僵化认知，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涵；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重塑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社会道德规范。调整意识形态工作定位，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完善包容开放又坚守根本立场的思想治理模式。

习近平重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

习近平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推向了新阶段，至少在七个方面对中国在制度与意识形态进行了历史性重建。这些主张与行为，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等七个方面，七位一体构成了习近平思想理论体系，称之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一，重建社会价值体系。

如前文所述，历史地看，从周礼开始，中华民族就形成了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底层。毛泽东在1949年建国，确立了中国的基本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这一体系在后来出现了原教旨化偏差，邓小平拨乱反正，明确了何为社会主义的三个判断标准。但当时一则中国相对于西方还比较落后，社会自信不足，难免对西方产生迷思，二则，苏联倒台世界就成了资本主义和自由经济的天下，中国在开放的过程中也难免受侵蚀，在习近平上任之前出现了严重的价值认同危机，各种思潮极左的，极右的，私有化的主张泛滥。习近平上任后，立刻提出“四个自信”，扭住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牛鼻子”，把一切拉回到了中国本位和社会主义本位。习近平的社会主义不再是传统认知的社会主义，不是原教旨的，也不是机械照搬马克思的，而是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在中国价值体系上的最大创新，是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根脉，使二者彼此契合、双向赋能，生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从根本上否定了之前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否定，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性特征，避免了把马克思主义外化进而“去马克思主义”和把传统文化封建污名化“去传统文化”进而彻底西化的双重危机，重新定义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并使之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

第二，重建国家目标体系

目标的牵引作用、激励作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组织非常关键。当年中共和毛泽东所以能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以一个弱小的山沟政党能获得中国人民的支持，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中共在彼时提出的三大目标的牵引作用和激励作用至关重要。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能成功，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设定也不可或缺。习近平上任后立刻就带领中央参加了“民族复兴展”，确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总目标，做出了最庄严的宣示。随后第一个百年目标提前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又被锁定（而且分两步走，第一步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二个百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军队的改革目标也设定为两个阶段实现；两岸统一的时间目标和路径设定；包括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设定。这些构成了习近平思想的四梁八柱，具有国家重建般的宏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重建国家政治生态

人们对反腐的理解，往往侧重于权力的角度。但其实反腐的根本是政治生态重建和社会信念重建，这比干掉多少个贪官、集中了多少权力都重要得多。习近平上任后提出八项规定，并把它当成铁律，十几年坚持如一日，在反腐面前没有铁帽子王，提出要抓铁留痕，老虎苍蝇都打，把之前泛滥的权力关进了笼子里，迅速遏制了腐败，挽回了对国家未来对中共的信心，从根本上改变了之前贪腐横行“反腐要亡党不反腐要亡国”的困境。对习近平反腐如果只是从权力的角度认识，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时至今日，习近平已是中共定于一尊的绝对领导核心，其权威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当年，如果真是为了巩固权力，习近平有必要这样还继续这样干吗？观察这些年的反腐可以发现，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重要人物，只要涉及腐败，也都会被严惩不贷。习近平将反腐提升到自我革命的高度，将之作为毛泽东“民主监督”后第二个保证长期执政、规避历史周期律的东西显然不是说说而已。2026年6月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首次推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这一政治概念范畴里，以反腐为主要体现的自我革命被认为是极重要的一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重建政治生态也是极关键的面向。

第四，重建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资本主义所以比封建主义先进就是因为它能建立一套比封建主义更科学更有效的治理体系，社会主义所以最终能替代资本主义也是因为它比资本主义更能克服发展中存在的自毁性矛盾。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华文明所以能数千年不湮灭，成为唯一连续存在的文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着比同时期其它文明体更科学、更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毛泽东时代建立的，这一体系的建立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政治落后、制度落后，被人欺凌，人民遭受欺压的命运，显示出了强大的治理效能。经过改革开放，到习近平上任，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四个现代化基本实现，然而同时固化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表现为利益集团等）又成为发展与改革的阻力，改革还能不能进行下去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习近平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知道生产力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及时变革也能从根本上推动生产力发展，因此他决定从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入手来重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深层次理论逻辑，是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因此对“九龙治水”进行了根本性否定，批判了山头主义，分散主义，团团伙伙等，重建了高层权力与决策体系，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建创造了政治条件。随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提出了一揽子改革措施，提出了包括全面依法治国在内的“四个全面”，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以国家治理体系为主题，对国家体系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建意义的改革。其中最关键亦是最核心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统领一切的核心，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的政治保证，也是习近平作为中共党的总书记的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

第五，重建经济发展理念

习近平对中国经济与发展理念的重建，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知，把“不平衡不充分”作为新的总路线，这一调整具有根本性，也是他这些年调整经济的基本依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线前提。这一总路线的提出背后，其实是习近平社会主义思想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认知的体现。社会主义强调公平，反对贫富分化，邓小平就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也一直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尤其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巨大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新经济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不公平的问题也越来越引发社会关切，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疼点和很多矛盾的总源头。习近平一出手就抓住了这个根本。其次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习近平在浙江就提出的，习近平把它作为上任后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这些年中国环境的向好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第三，更了不起的是，正是这一理念的内在推动，出现了“新质生产力”，在新能源等领域建立了全产业链优势，让中国的全球经济竞争力得到了巨大提升。

第六，重建国家武装力量

武装力量是一个国家和政权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仅需要“文治”，还需要“武功”，毛泽东所以能领导中共革命成功并建立新中国，除了“文治”，卓著的“武功”也不可或缺，武装斗争为三大法宝之一，枪杆子里出政权就是毛对武装力量作用的凝练概括。解放军一向是个有高度战斗力的武装力量，有意志，有辉煌的成绩，也一直在不断发展。但是习近平上任前有四点也必须认识到，第一，军队的严重腐败；第二，军委主席大权旁落；第三，信息化、智能化带来的战场环境变化，解放军在这个方面缺乏竞争力；第四，国际格局变化带来的安全环境的变化，解放军能否有效应对不敢保证。所以习近平对军队进行了重建性改革，包括一严厉反腐，二重建指挥体系，三新兵种建立，四武警指挥权从政府和地方剥离，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五大力发展军事科技等，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军队改革中成型。

第七，重建中国外交理念

习近平上任前中国的外交理念基本上依循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在当时的那个国家环境，那种力量对比，韬光养晦是非常必要的，也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开放创造了很好的外部条件。但是到习近平上任时，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格局变化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一个新的范式开始发生，形成了东升西降的趋势，工业革命以来以西方主导的国家格局开始倾覆。在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西方的焦虑空前强烈，原来的一些区域霸权也蠢蠢欲动，世界进入了新一轮动荡期、变革期。已经变成大象的中国即不能再韬住自己的光了，现实世界的动荡冲突，和平与发展受到的威胁与挑战，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治理体系受到的挟持，也对崛起的中国提出了要求，中国必须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国际责任。习近平因此重建了中国的外交理念，一方面更敢于用行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维护区域和世界和平。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崛起与角色参与不是历史上大国霸权更迭历史的重演，而是充满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智慧。中国传统儒家强调“和而不同”，憧憬“大同世界”，习近平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又有共产主义者的普遍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自然而然诞生并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构成，成为习近平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价值主轴。

需要指出的，中国政治文明无论“现代”与否，都始终保持着开放性，儒释道法的杂糅本身就是开放性的体现。开放性亦是现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沪宁在其早年政治学著作《比较政治分析》《行政生态分析》中就讨论过中西传统思想融合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现代中国主流意识。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中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融通三大资源，包括作为核心指导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民族根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及借鉴吸收西方文明先进成果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三者中有两者都是开放性吸收外来思想并将之中国化的成果。即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释也是汉末佛教传入后中国话的产物。在处理三者关系上，习近平及王沪宁也都提出了要守马克思主义之正、传中华文化之根、纳人类文明之善的总原则，在方法论的角度为如何维护中国现代政治文明提供了指引。

中国式现代化：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新形态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说起现代化，人们一般会形成几大误区。第一，现代化是西方化，西方代表了现代，东方是封建和专制的堡垒，不具有现代化的内在和表征，东方想要现代化，必须西方化。第二，在第一点的基础上，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对立面，必须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才能现代化。第三，现代化是物质的，富裕即代表着现代化。至于富裕是少数人的富裕还是多数人的富裕，还是全体共同富裕，不在衡量现代化的标准之列。为物质富裕在其它方面付出了多大代价也不在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之列。物质之外的其它需求如精神需求等，更不在现代化范畴之内。

在西方对现代化概念的垄断解释和发展落差下，人们也忽略了西方现代化是带血的现代化，是通过资本这个工具建立在对本国、对世界人民的剥削基础上的现代化，是用炮舰为威胁的建立在殖民地人民血泪基础上的现代化。

过去几十年，即便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现代化论述体系，包括把人民民主新国体建立作为制度现代化的开始，把中国化后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现代化改造完成和完善的标志，但国际主流仍然遵循了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叙事逻辑，顽固地把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物质化作为衡量现代化与否的标准。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又因制度初创走了弯路，有不少中国人也成为西方现代化的信徒。全盘西化、新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化、私有化思潮等不时泛起浪花，吹皱一池春水。还有一些民粹主义——其实是受西方炮舰主义和殖民主义现代化路径影响的观点认为，强大起来的中国也应该去像原来的列强一样去抢夺势力范围，以此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由美国提出，被中国抵制，但是却让极少数人极为受用的G2概念就建立在对现代化的错误认知基础上。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否认了这些误区。中国式现代化定义了五个方面的显著特征：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仅是从最简单的字面意思也不难理解其内涵，以及与传统认知的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

中国式现代化没有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峙的内涵，不是要搞一场新冷战。如前所述，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开放性的鲜明特征，它不是一个对外封闭的体系，借鉴吸收了西方现代化的某些方面，而且会持续保持其开放性。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由中国提出和践行的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不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习近平本人也明确指出过“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本色。

现代化必然包括物质的现代化。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是人类社会的起点。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在物质之外，还有精神的追求，有公平方面的要求，有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在此也给出了明确答案。就以现在AI的兴起为例，如果以西方现代化的标准，那就不用有任何担忧。通过资本与人才堆砌发展就行了。但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标准下，就有很多问题需要治理，比如人工替代问题，武器化应用问题，可能导致的贫富加速分化和对人道伦理的挑战问题等等，都需要在发展的同时一并解决。

近些年以来，西方遇到的种种治理难题，各种经济与政治危机，都反映出西方现代化存在的根本性缺陷。而14亿中国人沿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艰苦奋斗所取得的卓著成绩，已经显示出中国式现代化可以有效规避西方现代化的困境，可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普遍性问题，因而越来越有吸引力。为世界在西方现代化之外开辟了另一条更可行、更科学、更具持续性的现代化道路。

更关键的是，习近平领导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让现实中国式现代化具备了现实可能，也让中国人建立起了自信，更为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被认知和接受创造了条件。中国完全可以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另一种真正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在自主探索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亦可借鉴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范畴的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中得到启示。从而使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超越国家边界的普遍性意义，成为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新形态。

事实上，当我们用“中国式现代化”来命名这一现代化模式时，其实已经意味着这一现代化模式已经具有超越中国国家地理边界的意义和诉求。习近平思想被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前者是在中国的地理边界之内，后者已经具有了超越地理边界的意义。世界格局现在正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文化与制度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正遭遇全面质疑，与中国的崛起与稳定形成强烈反差，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带头人，同时也是新兴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中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其所提出与践行的现代化模式不可能不在国际社会产生政治回响与示范效应。从人类社会发展与大国担当的角度，即便中国无意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另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对峙，作为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与文明传承的国家，也有责任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多样化探索做出贡献。在当今这个日趋动荡的世界，应该承担起应有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