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救世军田家炳学校李安迪校长
近两年，人工智能（AI）迅速走进香港校园。从成立“AI 创新实验室”、引入生成式 AI 平台，到把“AI 素养”写进课程文件，几乎每一所学校都不希望学生在科技浪潮中“落后”。

这份热诚，本身值得肯定。教育若停滞不前，才是真正对学生不负责任。然而，当我们热烈讨论 AI 如何提升学习效能、减轻教师行政负担时，一个更根本、也更少被公开讨论的问题，却往往被放在一旁：当学校引入 AI，我们是否已准备好承担随之而来的风险与责任？

事实上，当一所学校正式把 AI 纳入教与学、行政与展示之中，便已在无形中与这项技术签下了一份“隐形契约”。这份契约的条款，不只关乎创新，更牵涉版权、法律责任与学校管治。

当“参考”与“侵权”只差一线

近年，国际社会已出现多宗与 AI 相关的版权争议与诉讼。这些案件提醒我们：AI 的“学习”与“生成”，并非法律真空地带。

回到校园，风险往往来得更日常，也更容易被忽略。

试想像这样一个情境：一位学生在视觉艺术科的专题中，使用生成式 AI 创作了一系列数码画作。他在指令中要求系统“模仿本地著名插画家的风格”，生成一幅描绘未来维港的作品。成品无论在笔触、构图还是用色上，都与该艺术家的风格高度相似。

老师欣赏其创意，给予高分，作品更被挑选在校内展览展出，并上载至校网与社交媒体，作为学校推动“艺术科技”的例子。

数星期后，学校却收到该艺术家透过律师发出的来信，指控相关作品侵犯其著作权，要求下架、道歉，甚至追究法律责任。

问题随即浮现：

AI 生成的作品，版权属于谁？

若构成侵权，责任应由学生、教师，还是学校承担？

“学习风格”是否等同合理使用？

现实是，现行法律对这些问题仍存在灰色地带，而绝大多数学校，亦未有清晰的校本政策可供依循。最终，老师与学生只能依赖个人判断，而学校却无意中成为风险的承担者。

问题不在学生，而在制度真空

值得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学生“用错”AI 的问题。学生只是在既有制度与鼓励创新的氛围下，使用学校所提供或默许的工具。

真正的问题在于：学校是否已清楚界定哪些 AI 使用属于“可接受”，哪些涉及风险，哪些在公开场合必须避免？

没有清晰指引，教师难以判断界线；没有制度，学校便只能在事情发生后被动应对。

在 AI 时代，这样的“事后补救”模式，已远远不足。

政策先行，是对创新最基本的保护

学校不需要把每一位教师训练成法律专家，但必须建立一套全校共同遵守的 AI 内容使用原则，作为创新与风险之间的安全网。

这样的政策，至少应包括三个方向：

第一，清楚标示 AI 的使用。任何在作业、报告或作品中使用 AI 生成的内容，都应要求清楚注明所使用的工具与方式，让评核与展示建立在透明基础之上。

第二，界定“风格学习”与“公开发布”的分野。在课堂学习或草稿构思中，探索不同风格可以是学习的一部分；但在校外比赛、公开展览或代表学校的作品中，则必须避免使用模仿在世或受版权保护艺术家的生成内容，除非已取得授权。

第三，区分学习用途与对外展示用途。AI 可以是学生的学习伙伴，但凡用于代表学校形象的公开作品，应设有更严谨的审视机制。

这些做法，并非为了扼杀创意，而是为了让创新能在清晰、安全的框架下发生。

没有政策，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

AI 教育，不应只是一场追逐新工具的竞赛，而是一项考验学校管治能力的长期工程。

一所真正为学生负责任的学校，不只是教他们如何使用 AI，更要教会他们在创作与探索的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理解界线的存在，并保护自己免于不必要的风险。

愿景，让学校走得远；而制度与治理，才让学校走得稳。

在 AI 的时代，没有清晰政策的学校，才是把整个校园暴露于风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