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基辛格复活、俄乌停火　特朗普也很难“联俄制中”？

从特朗普（Donald Trump）斡旋俄乌停火以来，“联俄制中”的说法就不断成为话题。

这种猜想主要来自特朗普对普京（Vladimir Putin）的示好，包括强逼乌克兰签署矿产协议、与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爆发白宫骂战、一度中断对乌军援、与普京绕过欧乌直接对话，以及近期在阿拉斯加的的“双普会”。种种做法不仅让特朗普获得“当代张伯伦”的新称号，也让外界兴起“联俄制中”、也就是“逆向基辛格”（reverse Kissinger）的战略想像。

不过细究特朗普的整体做法，其实也难言全然讨好俄罗斯。首先，即便特朗普反复示好普京，俄乌战争也始终没有停下，这就导致好大喜功的特朗普反复变脸，不断以制裁的最后通牒威胁俄罗斯；再来，普京在谈判过程中不断提议解除部分对俄制裁、换取部分停火，特朗普也始终没有答应。

显然，从特朗普本人变化无常的行事风格来看，“联俄制中”是否真的成为美国既定战略，恐怕还是值得商榷的猜想；而俄罗斯与中国在2022年后的不断走近，也难免会让外质疑“联俄制中”的可行性。但无论如何，“联俄制中”倡议始终存在美国的战略界，而在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3年、特朗普又相对不排斥普京的背景下，这也或许是一条潜在路线。

“联俄制中”为何诱人

回顾“联俄制中”的倡议缘起，这明显是受冷战历史的想像启发。

1971年，美国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前往北京，开始了一系列穿梭斡旋，以承诺美国将逐步减少驻台军事力量等条件，翘动了中美关系和缓的敲门砖，并促成日后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1972年的尼克逊（Richard Nixon）访华、1979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

整体来说，基辛格的穿梭外交，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23年隔阂，也推动美国完成了战略性的外交转向：中美关系的缓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苏联的不安全感，导致苏联在面临西方的北约威胁时，还必须分神留心东方的中国，并也为此缓和与美国的互动。最终，中美苏战略三角正式成形，并且持续牵动国际格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最大地缘对手成为历史灰烬。

显然，又名“逆向基辛格”的“联俄制中”，正是从这段冷战记忆汲取灵感：认为破坏北京与莫斯科的地缘结盟，能为美国争取到最大战略利益、最优越的安全地位。

而这种战略倾向，当然起于后冷战时代、中俄两国再度走近的政治现实。以军事场域为例，中俄在1991年恢复了军事技术合作，并从1992年开始高端军事技术移转，中国也因此获得现代化的反舰导弹和舰载防空系统；1996年中俄再度达成协议，中国由此生产200架苏-27战机。基本上，来自俄罗斯的军事技术移转，是后冷战时代的中国信心来源之一。

当然，中国也在同一时期积极融入国际体系，与西方的经济合作显著提升：1990年代，西方对中国生产设施的投资急剧增加，10年内超过了4,000亿美元；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开启了打入全球市场的时代。

但也正是中俄靠近、中国经济成长这两个基础，导致了“中俄邪恶轴心”论述的成形。对这派支持者来说，崛起的北京、恢复力气的莫斯科，都渴望挑战美国利益、同时彻底改变世界秩序。而毫无疑问，之后的“一带一路”又成为相关叙事的“铁证如山”，加上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导致俄罗斯的国际形象一路崩塌，也被视作“中俄邪恶轴心”的预言成真。最后，2022年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为相关叙事添加源源不绝的燃料。

从这个背景来看，“逆向基辛格”的倡议，其实就是用冷战记忆抗衡对“中俄邪恶轴心”的恐惧，建议美国反向操作当年的基辛格路径：与莫斯科建立友好关系，从而在中俄间制造隔阂，为美国创造有利的力量平衡。

整体来说，“中俄邪恶轴心”叙事有多少市场，“逆向基辛格”就至少能分半壁江山。

“联俄制中”只是想像？

只不过，这种想像必须跨越一大现实障碍，那就是对历史的错误理解：基辛格当年确实利用中苏分裂来为美国谋取战略利益，问题是，基辛格更多是利用中苏已经分裂的现实、而非从零开始推动。

1950年中苏签署《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建立看似永久的兄弟情谊。但斯大林（Joseph Stalin，又译史达林）去世后，继任者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从1956年开始推动“去斯大林化”运动，苏联在全球社会主义阵营的威望有所减退；几乎也是同一时期，毛泽东开始争夺“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领导地位。

1959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中苏关系也因苏联支持印度而紧张；1962年，中国公开批评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退缩，此后更开始与苏联争夺在越南的影响力；1969年，双方士兵在珍宝岛事件中直接交火，中苏敌意已是积重难返。

整体来说，中苏分裂不是起于基辛格的挑拨离间，而是双方的主导欲、对领导权的争夺，导致了社会主义兄弟情的内部撕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辛格能够利用中苏已经决裂的现实，进一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就照见“逆向基辛格”、也就是“联俄制中”的最大问题：现在的国际情势不是1971年，中俄不存在竞争某阵营主导地位的博弈关系，只剩传统势力范围与核子武器的俄罗斯，也根本无法公开挑战当今中国：双方既未激烈争夺“反美阵营”的领导权，也没有发生血腥的边境冲突。

当然，中俄关系不是毫无竞争与摩擦。例如在中亚，俄罗斯始终对“一带一路”的角色有所提防；而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持续展现的对华捆绑倾向，也没有换来北京的来者不拒，事实上在考量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的背景下，北京还是有意识地不让自己卷入俄乌战争的阵营博弈，因此也没有如朝鲜般大力进行军事支援。

但以上种种也说明了，当今俄罗斯至多是与中国存在区域利益竞争，而不具备争夺全球阵营领导权的能力；且即便俄乌战争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推升了中俄互动，在当今中国面向全球的外交战略背景下，北京也对“过度靠近俄罗斯”的负面效果心知肚明，双方互动即便上不封顶，却也没有到军事甚至战略同盟程度。

这也导致了，即便基辛格复活，也无法重塑1971年的战略操作、并且收获当年效果，因为当前的中美俄关系完全不是过去的中美苏关系，中美是各自在经济科技上，都与全球各地深度互赖的大国，俄罗斯则除了固守不断流失的势力范围，基本上也别无他法；即便特朗普在未来成功促成俄乌停火，因为北京早就认知到中俄关系的务实性，即便莫斯科开始在地缘上有所摆荡，这也不算是摧毁了“某种同盟”，因为这种“同盟”，其实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