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3年“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起，加沙冲突已经粉碎两份停火协议、触发2024年的叙利亚变天、引爆2025年的以色列伊朗战争。基本上蔓延中东的各式伤口，包括从2010年起余波荡漾的“阿拉伯之春”、在近20年白热化的以色列伊朗对峙、从1940年代回荡至今的以巴冲突，如今都因加沙危机持续渗血。

但面对中东秩序的持续溃烂，美国斡旋却是反复失败：拜登（Joe Biden）的“三阶段停火”半途折翼，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清空方案”引发“种族清洗”抨击，“接管方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背后归根结柢，是美国意志难以撬动现实僵局，除了哈马斯持续抵抗、伊朗不愿认赔杀出，阿拉伯与西方国家也不全然愿意背书。

不过就在9月29日，特朗普忽然抛出“20点和平方案”，内容除了规划停火撤军、人质换囚，也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不能参与未来的加沙治理。从后续反应来看，这份计划受到西方、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的普遍支持，原本抗拒的哈马斯也在10月3日让步，表态即将释放剩余人质，并同意“将加沙地带管理权移交巴勒斯坦独立技术官僚机构”，但关于解除武装等细节，就还需要更多后续谈判。10月5日，各方已经前往埃及，就释放人质与全面停火进行磋商。

显然，经历“三阶段停火”的中断、“清空”与“接管”方案的喧嚣，这次的“20点和平方案”既让特朗普收获支持，也为加沙浩劫带来停火曙光。只不过反衬曙光耀眼的暗夜，其实还是2023年11月第一次停火至今，战事升级作为“极限施压”的不断推进，以及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至今，巴勒斯坦斗争走到强弩之末的不断远去。

“极限施压”是怎么成形的

首先是“极限施压”的推进。这背后牵引的问题，其实就是情势变化如何导致禁忌的红线褪色，毕竟观察特朗普的“20点和平方案”内容，多数规划都不是首次提出，而是2023年战争爆发以来便被不断讨论、反复否决的政治诉求。

例如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阻绝哈马斯在战后加沙扮演任何政治角色，基本上就与以色列在2023年开战初期的宣称重合：推翻哈马斯统治、避免加沙在未来继续成为威胁。

但显而易见，过去以色列的军事能量并不足以实现相关目标，于是哈马斯也就持续紧抓活命浮木：虽然同意停火，却始终不愿解除武装、交出加沙地带统治权，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当然，以色列也就不断重启战事、拒绝撤军，并在战争泥淖越陷越深。

接著是由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筹组“国际稳定部队”（International Stabilization Force，ISF）。根据“20点和平方案”内容，这支部队将接手以军撤出的安全真空，并与约旦、埃及密切合作，在未来训练经过审核的加沙巴勒斯坦警力，同时管控埃及与约旦边境，防止弹药与其他军备流入。

显然，这是在为以色列撤军做准备，并与阻止以色列并吞加沙的要点相呼应。问题是，这不代表以色列不会在战后加沙扮演任何角色，因为根据计划内容，以军虽会在确保加沙不对以色列、埃及或两国公民构成威胁后撤出，却还会在加沙周边维持安全警戒，直到该区“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并恢复安全”。

这种规划简单来说，就是让阿拉伯国家与西方、以色列共同监管加沙安全，其实也就是呼应2024年斡旋第二次停火前夕，国际曾经讨论的“西方与阿拉伯联军监管战后加沙”提案。但可想而知，当时阿拉伯国家群起拒斥，坚称自己绝对不会配合以色列与美国管束巴勒斯坦人。

再来就是成立临时过渡的技术官僚委员会治理加沙。根据“20点和平方案”，这个委员会将由符合资格的巴勒斯坦人与国际专家组成，并由特朗普作为主席的过渡机构“和平理事会”（Board of Peace）监督，成员也包括英国前首相贝理雅（Tony Blair，又译布雷尔或布莱尔）。而这种过渡统治，将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完成改革计划、且能安全有效接管加沙后结束。

基本上前述安排，就是对加沙实施某种以美国为首的“托管”，毕竟所谓“官僚委员会”虽能管理公共事务，却还是要受“和平理事会”监督；而“完成改革计划”、“安全有效接管加沙”的认定标准，显然也由“和平理事会”一锤定音。

不过这种构想并不是特朗普首创。早在2024年10月31日，彭博社就曾揭露美国与以色列商谈的三种战后方案：第一，由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组成多国部队，支援由沙特等地区国家组成的委员会暂时监管加沙；第二，参考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和平条约下的西奈半岛模式，在加沙地带组建一支由多国部队和观察员组成的维和部队；第三，将加沙地带置于联合国的临时监管下。

换句话说，对加沙进行国际托管，是美国早在拜登任内就有的政策构想；而特朗普在2025年2月提出的“美国接管”提案，基本就是添加了“清空加沙”的激进底色。甚至根据媒体报道，贝理雅本人也早在2025年7月就通过智库研拟相关草案，并与特朗普联系商谈。

只是，托管虽然是根除冲突的出口之一，却不是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原因也清晰可见：除了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交出权力外，更是因为托管加沙本身，其实反而可能巩固美国、甚至以色列对于加沙的间接统治。因此各方即便知晓这是可行出路，却还是选择围绕已经脑死的“两国方案”大声疾呼，来回避可能沾染“殖民色彩”的危险提案。

整体来说，不论是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与交权、要求阿拉伯国家参与战后维和，或是针对加沙进行国际托管，都是2023年开战至今曾经出现的政治诉求，却也都因现实条件、各方回应的左支右绌，而沦为无法落地的海市蜃楼。

其中，拜登的“三阶段停火”就是最明显实践。即便当时美国已在探讨加沙的战后托管、回应以色列推翻哈马斯的战争目标，现实障碍却是显而易见：以色列的军事施压尚不足以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阿拉伯国家也出于政治正确不愿参与战后维和，国际各方更对托管加沙莫衷一是。

结果，“三阶段停火”只能走上冻结冲突的折衷路线：不强制哈马斯解除武装，而是要其承诺不再扩充军事力量；以色列也不用针对“两国方案”进行回应，但必须完全撤军、解除对于加沙的封锁。显然，急于停火的拜登心存侥幸，希望在执行人质换囚、以色列撤军后回归常态，能停火一天是一天。结果，博弈绕了一圈还是回到原点：以色列不接受哈马斯继续统治战后加沙，哈马斯则持续拒绝解除武装，第二次停火于是在2025年3月被以色列的空袭炸毁。

从这个脉络回看，“20点和平方案”其实是比“三阶段停火”更进一步的“新瓶装旧酒”，却能在两次停火失败后获得广泛接受。究其关键原因，即便务实中带著残忍，却也不得不如此推论：特朗普上任后的加沙危机升级，已经对战争僵局的各方形成“极限施压”。

首先就是空间更大的“开绿灯”。特朗普明显给予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更多杀戮许可、更大冒险空间，既默许以色列在3月撕毁协议重启战事，把加沙危机上升到种族灭绝程度，又准许以军在6月直接打击伊朗、引爆“十二日战争”，以及不阻止以色列在9月破天荒空袭卡塔尔，意图斩首哈马斯成员。

接著就是提出更加激进的战后方案，包括1月的“清空加沙”、2月的“美国接管”，基本上完全呼应以色列极右翼的强硬诉求，并以种族清洗为血腥底色，演绎了“三国方案”的新时代变体：过去提议是让加沙并入埃及、约旦河西岸并入约旦，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虽享有公民权，土地本身却被以色列、埃及、约旦三国共同分割；特朗普版提案则是将加沙民众分别迁往埃及、约旦，土地则另作打算。

因此，如果各方只以2024年斡旋“三阶段停火”的时空为基础，那么“20点和平方案”当然是非常激进的规划；但在战争已经造成种族灭绝、引爆以色列伊朗战争，特朗普又毫无包袱提议“清空并接管”的背景下，“20点和平方案”反而成为相对可以接受，并有机会终结加沙苦难、同时避免引爆中东大战的可行选项。

正因如此，伤痕累累的哈马斯才会有所让步，答应释放人质、战后交权，并已派员前往埃及谈判；阿拉伯各国也不再拒斥参与维和，包括刚因以色列空袭卡塔尔召开“阿拉伯-伊斯兰特别峰会”的海湾各国，也都积极回应特朗普的“20点和平方案”；国际各方也不再视加沙托管为洪水猛兽，就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也都敦促，“各方应该抓住机会，结束加沙的悲惨冲突”。

当然，特朗普本人未必事前就有“极限施压”的全盘规划，或许更多是走一步看一步、仅靠直觉摸索前路，又或许是在听取建制派官僚建议后打消“清空并接管”的狂想，甚至可能是为争取诺贝尔奖而忽然发功。毕竟如前所述，“20点和平方案”的许多构想早在拜登任内就已出现，贝理雅本人也早在2025年7月就开始向特朗普提议，甚至回归方案本身，也可以说是参考了联合国过去处理科索沃、东帝汶冲突的相关作法。

但无论特朗普究竟是有意还是无心，战争僵局确实是在一系列惨烈升级后的两周年，出现了罕见的松动迹象。

巴勒斯坦斗争大势已去？

只不过从巴勒斯坦斗争的视角出发，“20点和平方案”虽然是巨大苦难下的和平曙光，却也或许是大势已去的又一侧写，其本质也就像曾经的“两国方案”：虽然是某个当下的最务实出口，却也是对强势过去的一次告别。

回顾以巴冲突的最动荡岁月，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就是代表性起点：巴勒斯坦人并非孤军奋战，而是拥有埃及、外约旦、沙特、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联军的两肋插刀。但即便如此，最终还是以色列打赢这场立国之战，巴勒斯坦人则开始名为“大灾难”（Nakba，النكبة）的流离失所。

在这之后，阿拉伯国家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也就逐渐流失。而导致这个现象的关键原因，除了以色列在美国、甚至早期苏联支持下，建国现实已经无可逆转外，还源于阿拉伯国家的“各有盘算”。说得更直接，各国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其实打从一开始就不全受民族主义驱动，而是杂揉了地缘与政治利益，因此当支持本身已从收益变赤字，各国自然也就选择了明哲保身。

埃及与约旦就是最鲜明案例。埃及曾是支持巴勒斯坦斗争的坚定后方，但这种姿态本身，并不能排除对泛阿拉伯主义的垄断与骑劫，包括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本人之所以能在埃及拥有无上威望、甚至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公认英雄，都与埃及在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中抗阻以色列、迫使以军撤出西奈半岛有关。

同理，约旦对以巴冲突的干涉，也是从一开始就暗藏扩张主义思维。早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时，国王阿布杜拉一世（Abdullah I）就不是真心协助巴勒斯坦建国，而是要趁乱扩张领土，因此也反复游走在以阿之间，甚至在1950年并吞了约旦河西岸，为自己在1951年遇刺身亡、且是死于巴勒斯坦人之手埋下荒谬引信。

而也正因埃及与约旦的支持从一开始就“动机不纯”，所以在认知到以色列靠山巨大、实力坚强后，曾经的抗以先锋也就迅速成为最早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在1980年、约旦在1994年，且过程当中都有美国斡旋，其实也就是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的前身。

整体来说，美国对以色列的强劲支持，既在一方面升高各国介入以巴冲突的门槛，也同时削弱、甚至改造了中东国家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形式：从真枪实弹的出兵到口头谴责，从对以色列坚壁清野到暗中来往，差别只在有无捅破“建交”这层窗户纸。

当然，巴勒斯坦并不是瞬间孤立无援。例如在1960年代末期，以巴冲突一度吸引全球左翼武装聚集，诸如日本赤军领导人重信房子，也就从1970年代起在中东辗转流离近30年。但这种中东“五月风暴”本身，其实也正是武装斗争没落的反映：就是因为阿拉伯联军已经难以再现，巴勒斯坦已只好依赖各自为政、缺乏实力的国际纵队；正如之后随著1970年代泛阿拉伯主义、全球左翼共同退潮，许多巴勒斯坦武装也只能转向泛伊斯兰主义寻求续命，却依旧难挽颓势。

而也正是在大势已去的背景下，巴勒斯坦领导层在1970年代末放弃了与以色列势不两立的“一国方案”，勉强接受与以色列共同立国的“两国方案”构想，也就是以1967年双方边界、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为基础，让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两国比邻而处。基本上这一规划从1970年代中期起，就在联合国大会上连年获得压倒性支持，居于领导地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简称巴解）最终不得不屈服，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因此应运而生。

而从1948年到1993年的事态展演，其实很大程度定调了以巴冲突的悲剧走向：阿拉伯国家看似在以阿冲突的背景下支持巴勒斯坦，其实更多是把巴勒斯坦当成工具、而非目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对立也并非无法消弭；反观美国作为以色列靠山，不仅不会抛弃惹麻烦的以色列，还会尽最大努力为以方降低外部威胁，包括拉拢阿拉伯国家、割裂巴勒斯坦内部的温和派与强硬派。

《奥斯陆协议》的成文与破碎就是证明。如前所述，协议本身起于巴勒斯坦斗争沦为阿拉伯孤儿的时空，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也因此成功驯服巴方温和派，迫使其放弃“一国方案”转而接受“两国方案”。但这一转向的直接结果，就是同步拉升哈马斯等强硬路线在巴勒斯坦社群内部的声量，并与同样不满协议的以色列右翼一起捣毁“两国方案”，最终第二次大起义在《奥斯陆协议》签署7年后炸裂。

于是，哈马斯成了国际乃至阿拉伯国家公认的恐怖组织，以色列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接下来的情况也基本就是重演过去场景，只不过角色有些不同。

哈马斯代表了巴勒斯坦武装斗争路线，并在以色列伊朗代理冲突的背景下受到德黑兰挹注，成为伊朗“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的一环，其实也就是重演过去部分阿拉伯国家利用巴勒斯坦武装斗争的情境，这也与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成为中东反美反以代表的现实相关；阿拉伯国家则维持明哲保身路线，不仅无意推动“两国方案”，还持续深化与以色列的互动，例如巴林、阿联酋、苏丹、摩洛哥就在2020年与以色列建交。

以色列则在以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右翼掌权下，继续掏空“两国方案”前景，包括高强度封锁加沙、不断以定居点蚕食西岸，并在华盛顿包庇下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美国则持续为以色列弭平威胁，包括长期规训仰赖国际援助的西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并在2020年促成“亚伯拉罕协议”，以及拜登任内也极力要推进以色列与沙特建交。

而这个结构明显延续到了“阿克萨洪水行动”的爆发与收场。

首先是伊朗对哈马斯的抛弃式利用。显然，“阿克萨洪水行动”成功干扰了沙特与以色列的建交进程，也让伊朗拥有调动整个“抵抗轴心”围剿以色列的实战机会，俨然重演当年阿拉伯武装共击以色列的场景。问题是以色列同样摆出不怕战争升级、甚至不惜把美国绑上战车的姿态，这就导致德黑兰多次唾面自干。

显然，伊朗就跟所有阿拉伯国家一样，不会为了巴勒斯坦而与以色列、美国开打全面战争，包括“20点和平方案”释出后，伊朗虽然持续表态反对，不愿哈马斯被从加沙被连根拔起、导致“抵抗轴心”再度收缩，却也不会因此出兵增援。

以色列则一如既往，在升级战事过程中不断跨过红线，结果除了国家声誉严重扫地，其实也并没有受到太多来自国际社会的干扰，至少与同一时期发动俄乌战争、身负各种制裁枷锁的俄罗斯相比是如此。显然，华盛顿还是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甚至包括“20点和平方案”本身，也暗藏美国想帮以色列解套的私心，毕竟现实已经证明，光凭以色列自己，其实难以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

阿拉伯国家的角色就更微妙。如前所述，各国一开始出于政治正确，都严词拒绝配合美国、以色列监管加沙安全，但面对特朗普反复威胁要将难民驱赶到埃及与约旦，以及以色列伊朗的冲突升级可能影响海湾，“20点和平方案”也就成为可以接受的出口。从这个脉络来看9月的以色列空袭卡塔尔，或许就不能排除以色列、美国、甚至卡塔尔的三方共谋，目标就是对自以为安全的哈马斯高层进行敲打，迫使其在接下来的停火谈判中让步，毕竟早在2024年，卡达就曾以退出停火斡旋、驱逐哈马斯进行威胁，从旁推动以哈在2025年1月达成第二次停火。

再来就是美国对哈马斯温和派与强硬派的割裂。平心而论，哈马斯内部不是没有安于现状的声音，例如目前许多报道都已指出，2023年冲突爆发前夕，长居卡塔尔的时任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Ismail Haniyeh）根本不知道哈马斯将要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这场袭击其实更多是由时任加沙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Yahya Sinwar）等强硬派配合伊朗行动。

而这种张力也无疑反映在谈判过程中。其实从2023年拜登政府介入斡旋开始，哈马斯就呈现部分高层同意停火、甚至考虑解除武装，但强硬派与民兵派拒不同意的割裂。这种现象无疑构成了谈判障碍，却也让美国看到“重演驯服”的可能。当然，这一过程本身恐怕需要不少时间，且也不必然会成功，毕竟哈马斯虽然在特朗普的最后通牒下同意释放人质、交出战后加沙统治权，也已前往埃及进行谈判，却至今没有公开同意解除武装。

正因如此，“20点和平方案”看似理想，其实还是充满不确定性。首先，就算美国成功驯服哈马斯温和派，强硬派还是可能以其他方式进行武装斗争，就像当年签署《奥斯陆协议》后的时空，所以“20点和平方案”也强调由西方与阿拉伯国家共同组成国际稳定部队，设法维持以军撤退后的安全秩序。问题是，如果战后加沙持续处于抵抗武装四起的状态，以军与国际稳定部队的交接要到何时才能进行？又或是会因此形成以军长期占领的新常态？

再来，即便各方终于跨越从谈判到战后维稳的重重挑战，来到“20点和平方案”的规划终局，也就是由完成改革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接手加沙，结局也恐怕不是走向“两国方案”理想天堂，反而更可能在美国纵容以色列持续越线下，重复《奥斯陆协议》后的西岸命运：因为仰赖以美欧为主的国际援助、民众工作签证又被以色列把控，所以严重失去反扑能力，只能被迫忍受以色列军警的反复啮咬，以及大量定居点的持续啃食。

平心而论，这种结局其实就是从死得苍凉转为活得屈辱。但也正如笔者此前所述，巴勒斯坦的悲剧来自中东无情的权力结构：当以巴冲突被镶嵌在大国斗争的背景下，巴勒斯坦武装就只是各方的工具而非目的，反观美国却总有能力为以色列保驾护航，不论是增加盟友还是削弱敌人。

因此也就像“两国方案”是对巴勒斯坦斗争全盛期的一次告别，“20点和平方案”如果真的落地推行，也或许会是历史的重要节点：当巴勒斯坦武装的背后靠山从阿拉伯联军衰减为“抵抗轴心”，哈马斯与“阿克萨洪水行动”在2023年的绝地反扑，其实也就沦为狠撞南墙的最后挣扎、甚至是近80年巴勒斯坦武装斗争的回光返照。从此之后，“两国方案”被“两个西岸”取代，阿拉伯国家也将在风头过后，继续与以色列来往建交。

当然，从外界视角来看，这种结局或许难言理想，但在局中人经历死得苍凉、却又毫无价值的血腥炼狱后，活得屈辱也就成为相对可以接受的选项。这个现实既反映在各方对于“20点和平方案”的接受上，也回响在加沙民众对哈马斯同意谈判的欢呼里，也恐怕是中东战场难以杜绝的残酷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