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悬疑多日的中东紧张终于炸裂天际：以色列率先宣布空袭伊朗，美国则同步证实“这是双方协调的攻击”，并且随后从海空发动多轮打击，目标遍布伊朗境内学校、军事设施与大量领导高层，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

而伊朗报复也一如事前威胁，既攻击以色列、打击周遭设有美军基地的国家，更开始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位处海湾的沙特、科威特、巴林、阿联酋、卡塔尔、阿曼，甚至比邻以色列的约旦因此同受波及。

基本上，和平的崩溃虽不是毫无迹象，包括美国确实持续集结军力、各国也陆续展开撤侨，却又难言“完全可以预料”，毕竟特朗普（Donald Trump）才刚在19日抛出“3月6日”的最后通牒，斡旋美伊谈判的阿曼甚至在27日透露，“僵持多时的浓缩铀僵局有解”，没想到情况不到一天就急转直下。

显然，战争爆发经历了复杂游说与内部角力，导致谈判最终成为某种多轨方案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斩首前夕的烟雾弹。例如根据《华盛顿邮报》揭露，导致特朗普拍板动武的，其实是以色列与沙特过去几周的双重游说，只不过前者更加公开，后者则是表面劝阻、私下鼓吹，例如王储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就表示，如果美国现在不采取行动，伊朗将变得更加强大且危险。

《彭博》的资讯则透露，虽说美国谈判之余也准备了动武方案，但特朗普2月24日国情咨文演说时，美方团队其实仍在拉扯，关键就是美国情报判断伊朗核进展其实有限，以色列情报却认定威胁相当迫切，部分官员为此提醒不宜过度依赖以方结论。

但在2月26日第3轮核会谈后，由于特朗普不满官员简报内容，“达成短期协议近在咫尺，但这无法触及伊朗导弹计划等核心”，所以开始倾向动武；居中斡旋的阿曼外长为此在27日上午直飞华府、会见副总统万斯（JD Vance），试图影响美方决策，但最终没有成功。

可以发现，这场冲突的炸裂，其实并非结构注定的必然发展，而是立场不一的行为者围绕谈判相互博弈，接著受到不完全讯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承诺问题（Commitment Problems）、议题的不可分割性（Issue Indivisibility）这三大因素反复扰动，最终在一系列抉择后导致了谈判破裂：伊朗始终不肯在浓缩铀之外的议题，也就是动员“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等国家战略领域让步，而立场最强硬的以色列又积极游说美国动武、游走在美伊间的沙特则乐见伊朗被削弱，最终美国由强硬派取得话语权，战争也因此爆发。

不过类似拉扯场景，其实也不是当下才浮现，而是早从2023年10月加沙战争开始，便在前述行为者间往复循环：不论是2024年开始的“抵抗轴心”要员陆续被斩首、又或是2025年6月的以色列伊朗“十二日战争”，其实都算当前场面的某种预演。换言之，这次冲突其实不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而是加沙战争的未完终局，以及背后行为者的再加码对垒。

以色列：必须彻底消除伊朗威胁

首先是以色列。基本上，不完全讯息、承诺问题、议题的不可分割性这三大因素，其实或多或少都在以色列的谈判立场中发挥作用。但当中最显著的，无疑是议题的不可分割性，也就是“消除伊朗威胁”这个目标，对以色列来说已经成为不可被谈判的底线。

而导致这种现象的，一来是加沙战后格局的混沌未水明，二来是以色列政坛与民意经历战争的集体右转。

首先是战后格局。基本上，加沙战争当然重创伊朗与“抵抗轴心”，包括损失众多领袖、爆发“十二日战争”、导致叙利亚变天，却还是没有为以色列带来安全感。

例如经历“十二日战争”的伊朗，虽说美以轰炸可能会推迟其核计划，但在以色列看来，伊朗的核技术知识仍然存在、浓缩铀更是存量未明，正如伊朗导弹库和制造基地虽已缩减，却估计仍保有1,000枚以上的可用导弹。更重要的是，在这次反复僵持的核谈判中，伊朗虽一度在浓缩铀议题上软化，却始终坚持导弹计划不可谈判，也不愿承诺放弃“抵抗轴心”。

再来是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经历以色列大规模清除领导、直接地面入侵，真主党的指挥结构基本已被掏空，对以色列的导弹威胁也大幅减少，更失去在黎巴嫩政坛的主导地位。但即便如此，真主党还是保持组织，并且开始任命新指挥官，同时持续重建武器库、抗拒解除武装。而从眼下真主党仍能对以色列北境发射火箭来看，其生存韧性确实惊人。

接著是同受伊朗支持的哈马斯。经历战争重创，哈马斯已失去对加沙约一半地块的控制，并且损失大量经验丰富的战士、包括先后阵亡两位领袖。但即便伤痕累累，哈马斯依旧统治著加沙大部分人口，并拥有组织严密、具备治理能力的民兵，能击溃内部反对势力。如果特朗普的“20点和平计划”始终原地打转，也就是以色列拒不撤军却也无法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那么后者恐怕就能宣布自己版本的“胜利”：大规模劫持人质、包括劫持加沙数百万人，从而确保自身生存并继续战斗的策略有效。

显然，以色列虽在两年鏖战中付出经济成本与国家名声，却没有真正从被伊朗战略包围的泥淖中脱困。

再来是战争导致的以色列政坛与民意集体右转。2023年10月7日前，以色列的加沙政策基本就是“割草”，也就是每隔几年就对加沙祭出几轮空袭，同时推进“铁穹”等防御措施，以免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而这种作法其实源于一个基础假设：哈马斯不太可能从加沙大举侵入以色列，即便真的实践，也只能进行杀伤力不强的小规模渗透。

但从后续发展来看，“阿克萨洪水行动”证明了在伊朗协调下，哈马斯还是能成功让上千名武装人员攻入以色列，“抵抗轴心”也能从多个方向牵制以色列行动，例如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炮攻势，就迫使以色列从北境疏散10万以上居民，甚至连也门的胡塞武装都对以色列发射导弹。

显然，这种“被围攻”的焦虑感，最终强化了以色列社会与犹太民族、国家整体的“受害者连结”，并与阿拉伯舆论对于加沙的声援，形成元素类似但方向不同的镜像反射。例如阿拉伯歌坛为集体声援加沙，推出由25位歌手集体合唱的《راجعين》（Rajieen，“我们会回来”），歌词诉诸加沙苦难、妇孺无辜、巴勒斯坦离散，并且频频呼喊真主；以色列则召集包含人质家属在内的千名以色列人，一同在“Homeland Concert”中合唱合奏，歌词也诉诸平民苦难、强调人质无辜，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甚至亲自录制《תפילה לשלום חיילי צה״ל》（A Prayer for the Israel Defence Forces）这首歌，歌词就包含犹太教的希伯来文祷词《מי שבירך》（Mi Shebeirach）。

与此同时，“先发制人”在以色列也愈发受到民意支持，包括以军在2024年10月入侵黎巴嫩、在2024年12月入侵叙利亚、在2025年6月对伊朗发动“十二日战争”、在2025年9月对卡塔尔哈马斯领导层发动袭击，其实第一时间都起到推升民意的作用，而没有受到太多批评。

以色列政坛的集体强硬则更加明显。2024年7月，以色列议会通过决议，明确拒绝在“约旦河以西的任何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2025年11月，中间派反对党领袖甘茨（Benny Gantz）提出回归“1948年思维模式”，呼吁从“冲突管理”转向“主动出击”和“预防威胁”，包括发起一场“旨在消除伊朗政权构成所有重大威胁的广泛行动”；2026年1月伊朗爆发全国示威后，以色列安全内阁随即在5日召开长达5小时的会议，之后内塔尼亚胡批准名为“铁拳行动”（Operation Iron Strike）的军事计划，当中涉及对于伊朗的未来打击，如今看来，或许就是这次打击计划的前身。

笔者曾经聆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曼（Robert Aumann）于2025年5月在以色列发表的演讲，主题是用赛局理论分析以色列与哈马斯博弈。而其演讲观点本身，其实正是以色列战后集体认知的直接反映：奥曼表示，以色列过去不断向哈马斯释出错误讯号，包括因为国际压力与哈马斯骚扰而主动撤出加沙定居点、在士兵被哈马斯掳走后同意不成比例的换囚，前者导致哈马斯认为只要继续军事行动，以色列最终会选择让步，后者则让哈马斯形成“以色列相当重视人质”的认知，并认为只要掳走大量人质，就能拥有极大的谈判筹码。而正是以上种种，导致了2023年的“阿克萨洪水行动”。

可以这么说，不论是以色列民意变化、政坛强硬走向，其实都说明一个现象：经过加沙战争，以色列主流民意已经不认为冲突根源是基于两国方案的领土诉求，而是伊朗带领的“敌对势力”正在否定以色列存在，因此自我回撤、让出土地并不会带来和平，反而是会造成对方一再进逼。

不过即便有这股趋势，以色列也还是面临明显的现实障碍，那就是光凭以色列自己，其实无法根除伊朗威胁，甚至还可能面临美国的某种“劝阻”，包括不论是过去两年的加沙战争，又或是2025年直接打击伊朗的“十二日战争”，以色列最后其实都是在美国的出面“控场”下偃旗息鼓，而没有真正达成目标，不论是让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又或是切断伊朗对于“抵抗轴心”的支持。

这就解释了，为何内塔尼亚胡会在这次美伊谈判中强力游说特朗普、持续强调伊朗威胁迫在眉睫。关键在于，即便这么做可能争取不到美国地面部队，却也至少能促成联合空袭、把美国绑上战车，从而最大程度拖延后者转为斡旋者的时间，推升以色列实现目标的可能。

美国：与时间赛跑的豪赌

再来是作为拍板关键的美国。

基本上，美国与以色列面对伊朗的最大差异，就是后者已经认为“根除伊朗威胁”不可谈判，前者却还是保有对话空间，毕竟伊朗不过是华盛顿认知中的全球地缘议题之一，不必然是亟需处理的紧急议题。基本上这也解释了“特朗普2.0”之初的各种和缓与克制，包括在2025年3月重启与伊朗的核谈判，以及在6月轰炸伊朗核设施后迅速以“摧毁核能力”为由下台阶，甚至还有这次动武前的反复犹豫。

但最终，特朗普还是放弃谈判走向开战，这背后虽然不能排除“对等关税”被判违法、移民问题引爆争议、中期选举将近但民调低迷等短期因素，却恐怕更多出自美国伊朗政策的传统纠结，那就是承诺问题与不完全讯息的交互作用：前者导致特朗普形成“与伊朗签署任何协议都没用”、“今天不动手，明天会后悔”的认知，后者则是让特朗普判断“动武迫使伊朗屈服的附带成本不高”，所以最后选择在2月28日祭出美以联合打击。

首先是“与伊朗签署任何协议都没用”、“今天不动手，明天会后悔”的认知。基本上这种倾向并非特朗普独有，而是美国对伊鹰派的长期主张，即便这群人经历奥巴马（Barack Obama）时期的对伊谈判政策压制，所以无法阻止2015年的核协议出炉，却也还是在“特朗普1.0”找到实践舞台：美国在2018年宣布单边退出核协议，开始了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接著又在2020年1月击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

但这种做法的直接作用，似乎不是迎来伊朗屈服，而是反向强化德黑兰强硬派的话语权，也就是让伊朗同样形成“与美国签署任何协议都没用”、“今天不动手，明天会后悔”的认知，由此导致后续拜登任内的美伊僵持。

回顾2021年1月，伊朗问题本是拜登就职后少数明确阐述的外交议题，方法则是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美国既要努力“反击伊朗破坏区域稳定的活动”，也要重新加入被特朗普单边退出的伊朗核协议，并且借此强化原初协议的种种缺陷。

结果，美国内部的对伊强硬派还是坚持极限施压，批评重启核协议不过是为伊朗发展核武争取时间；无独有偶，伊朗强硬派同样认为“优势在我”，所以在美国温和派释出重返核协议的讯号时，直接推高了谈判门槛：第一，要求美国给出有力保证，避免未来再次退出；第二，主张原协议的制裁豁免力度不够，应该更加放宽；第三，指出美国应就2018年至2021年期间未提供制裁豁免的情况进行补偿。

可想而知，这些门槛拜登政府都无法满足。至于拜登所说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反击伊朗破坏区域稳定的活动”，其实也就是阻止伊朗进一步动员“抵抗轴心”，则基本没有收到任何成效，毕竟核谈判几乎占据政府对伊政策的唯一重心。随后2023年的“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则又重创拜登为首的温和派能量，同时强化了对伊鹰派的论述力道，那就是美国制裁、重启谈判，其实都无法阻止伊朗动手。

基本上，这也就是“特朗普2.0”接手时的危险状态。除了美国对伊鹰派的政治能量空前高涨，伊朗情况也是基本所差无几：加沙停火并没有让伊朗停止动员“抵抗轴心”，德黑兰依旧设法向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运送导弹。而这无疑又会强化美国鹰派的认知：在伊朗内部仍由强硬派掌权，也就是哈梅内伊担任最高领袖、革命卫队依旧势大的背景下，光凭加沙战争削弱、“十二日战争”冲击，其实不足以扭转伊朗的对外战略，尤其在“抵抗轴心”衰弱的情境下，核议程的威慑角色恐怕还会持续上升。

这就成为这次特朗普能与内塔尼亚胡取得共识的背景，那就是美国鹰派其实与以色列存在交集：要处理伊朗问题，恐怕需要政权更迭。

但这就会牵引出一个问题：如果政权更迭是伊朗问题的“万灵丹”，美国究竟能用什么方式达成？

从任何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比轰炸核设施更艰巨的工程，甚至可以说不论是美国或以色列，其实都不确定要如何实现。毕竟如果循阿富汗、伊拉克前例，军事占领的终点就是无尽泥淖，且这光凭以色列本身无法做到，当前美国民意又不会支持大量出兵重返中东，尤其特朗普的支持基础中还有不少排斥海外战场的MAGA派。

因此，特朗普面对的局面其实是1979年后美伊纠结的极度烈化，也就是在美国看来，除非伊朗发生重大政治变革，否则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其中东与对美政策，不论是核发展或动员“抵抗轴心”；但实现这一目标究竟要用制裁与外交徐徐图之，又或是祭出强烈军事打击，恐怕就是各有极限与成本。

从现实来看，前者基本就是美国的长期做法，也就是一边与伊朗进行核谈判、一边收紧制裁绳索，再辅以不至于爆发全面战争的军事压力，同时积极介入伊朗内部示威，削弱神权政府的统治正当性。

当然，外交手段的最大弊端正如美国鹰派对于伊朗核协议的指责，最终可能在政治和经济上巩固伊朗政权，为发展核武创造战略机遇与时间。而这或许就解释了“特朗普2.0”在2025年3月重启谈判的动机：想用足够全面的新协议，避免外界留下伊朗政权再次逃过一劫的印象，同时确保伊朗无法将制裁解除带来的收入用于投入核计划或动员“抵抗轴心”。

至于祭出强烈军事打击，平心而论，这种作法的短期收效或许强于制裁与外交，却可能伴随更高成本与不确定性，且无论军事打击多么成功，通过外交手段的长时间作用，其实或许也能达成类似结果，且成本与不确定性都将低于军事行动。正因如此，过去的美国总统都没有轻易使用轰炸伊朗、乃至斩首最高领袖的激进作法，而是选择用外交与制裁徐徐图之。

而这就连动不完全讯息对于这场战争的作用，也就是特朗普因为判断“动武迫使伊朗屈服的附带成本不高”，所以最终选择了军事冒险，其实也就是以斩首最高领袖、军政高层为核心，进行一系列战略豪赌：只要哈梅内伊与其潜在继承人身亡，伊朗就有可能陷入混乱。最终，伊朗可能在美国以色列不派遣地面部队，但大力鼓动少数族裔武装与反对派起事的背景下，实现某种政权更迭或政策转向，从而淡化政体的反美反以色彩。

平心而论，这种豪赌虽不是完全没有实现机会，却也是建立在各种武断与想当然耳的基础上。确实，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本身，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伊拉克泥淖重演，不过这也同时预示：美国恐怕很难在伊朗重现伊拉克剧本，也就是美军直接接管政权后，成功扶持在立场上相对亲美的新政权。说得更直接，成本与报酬本就相依相生，美国想要避免过度军事投入，结果恐怕就是政治收获的差强人意。

此外，最高领袖被斩首的难堪现实，也无疑会强化伊朗“与美国签署任何协议都没用”、“今天不动手，明天会后悔”的认知，并且导致针对所有美国中东盟友与资产的玉石俱焚，包括轰炸以色列、打击海湾六国的美军基地与炼油厂甚至民用设施，以及正在进行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

当然，以上种种如果只是短期现象，特朗普的“动武迫使伊朗屈服的附带成本不高”预判，或许也不能说是完全误判，但这就显然不是美国完全能够掌握的发展。况且路透社与益普索（Ipsos）于3月1日结束的最新民调已经显示，只有约27%的受访者赞成空袭伊朗、43%反对，且虽有55%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空袭，却也有42%共和党选民表明，如果行动导致“驻中东美军士兵伤亡”，将不太可能支持这项行动，另外还有约45%的受访者表示，如果美国汽油或石油价格上涨，他们也不太可能支持针对伊朗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开战后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不升反降，只剩39%。

显然，因为对伊朗“先发制人”而推升民调是以色列的政治情境、不是美国本土的政治氛围。尤其是在中期选举逐渐逼近、当前美军也已经出现伤亡的背景下，民主党绝不可能放过这个背刺特朗普的绝佳把柄；甚至，认为中俄应该是更主要威胁的共和党建制派，恐怕也很难接受被伊朗拖在中东的局面。

因此，特朗普在冲突时程拉长、成本上升后的最主要挑战，恐怕不是美军基地受损、又或是美军弹药库存不足等技术性问题，而是来自国内政坛与民意的反复掣肘。

换句话说，从当前特朗普的视角出发，不论原本拍板动武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这次行动都必须要换到、或至少能在最后“宣称出”某种成果，不论是原本期望的政权更迭、又或是促成相对亲美的改革派重返权力核心，又或是至少让伊朗在谈判桌上进行更多让步，例如至少承诺“永远不会持有或发展核武”，否则恐怕就无法避免政治成本反噬。

不过即便有了前述下台阶，关键问题也恐怕还是如影随形：这种结果，难道真的无法通过长期的外交谈判与制裁包围达成？尤其如果恶化到加派地面部队进场的局面，即便美国可能借此收获更可观的战略报酬，例如军事接管伊朗、直接扶持亲美政权，却也恐怕无法避免后续军事与政治成本的持续飙升，因为这等于重复过往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泥淖剧本，且“认赔杀出”其实也终究是时间问题，过程当中还必然分散对印太等其他领域的战略挹注。

无论如何，在战争成本上升、美军出现伤亡的背景下，美国与时间的赛跑已经开始，特朗普显然必须在情况滑向某种“认赔杀出”前，取得或“宣称出”足以对内交代的战略成果，不论这是不是原本的开战目标。

伊朗：战争结束不等于危机解除

最后是损失惨重的伊朗。

基本上对德黑兰来说，这场战争的起点其实不是2026年2月28日的美以联合空袭，而是早在2023年10月的“阿克萨洪水行动”。这段期间，伊朗其实不是没有尝试在某些时刻对以克制、对美谈判，却终究因为不完全讯息、承诺问题、议题的不可分割性这三大因素，而一步步踏入最高领袖被斩首的眼下危机。

首先是不完全讯息，其实就是伊朗误判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处境、同时低估以色列乃至美国的动武决心。回顾2023年10月“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前的背景，伊朗取得的最大外交进展，无疑就是完成与沙特的复交，但这并非两大中东强权的真诚和解，而是更多出自伊朗“抵抗轴心”南北夹击下，沙特被迫放弃地缘争夺，转而聚焦“2030愿景”（Saudi Vision 2030）的战略转向。

不过这种发展或许给了伊朗极大信心，认为策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引发以色列报复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会选择与自己结成“伊斯兰大团结”，最终形成对于以色列的某种地缘包围，正如“阿克萨洪水行动”本身，虽然看似出自以巴冲突的传统脉络，其实主轴还是要为干扰沙特以色列建交的德黑兰利益服务。

但后续发展无疑打了伊朗一耳光：如果不是美国充当一定红线，以色列的报复基本没有上限，所以也在战争期间不断挑战极限，让各种天花板反复成为地基；而沙特等海湾国家或许忌惮卷入战火、又困于舆论对巴勒斯坦的同情，所以没有在加沙战争爆发后积极配合美国与以色列，却也始终与伊朗保持距离。

之后随著美以伊的三方博弈烈化，面临选边压力的海湾各国，最终也还是倒向了美以阵营，而不是支持才刚从宿敌变朋友的伊朗，包括在以色列与伊朗爆发“十二日战争”期间，私下对美以提供军事情报，以及对特朗普的“20点和平计划”、加沙和平委员会表示支持。原因则相当直接，各方都想从反复炸裂的以巴冲突抽身、为这段历史宿怨翻页，从而继续与美国、以色列的战略合作议程。

基本上这也解释了，为何这次海湾六国被伊朗无差别报复后，并没有群起谴责美国拖累自己，反而是与美国共同发声谴责伊朗。从这个脉络来看，《华盛顿邮报》的“沙特游说特朗普打击”内幕，或许是相当有所本的讯息揭露。

再来就是承诺问题，也就是“与美国签署任何协议都没用”、“今天不动手，明天会后悔”的认知强化。基本上这种倾向从美国2018年单边退出核协议后，就已在伊朗内部层层积累，再加上加沙战争期间的诸多“抵抗轴心”领袖被斩首、以色列在“十二日战争”中直接攻击伊朗本土，还有刚发生的最高领袖与大量高层身亡，其实都在反复堆叠伊朗的强硬派能量，并且导致当下针对中东的全面扫射。

最后是议题的不可分割性。其实正如以色列认为“根除伊朗威胁不可谈判”，德黑兰虽然愿意在浓缩铀议题上暂时软化立场，却也显然认为部分国策不容动摇，那就是动员“抵抗轴心”、继续导弹计划。而这就成为特朗普选择动武豪赌的重要背景，也就是美国媒体揭露的官员简报评估：与伊朗达成短期协议近在咫尺，但这无法触及导弹计划等核心。

只不过，伊朗当下四处扫射、大杀四方的作法看似威风，却恐怕也是出自政治与生存考量的另一种豪赌。一来，伊朗必须为最高领袖被斩首的屈辱找回颜面；二来，伊朗想用扫射美国盟友、杀伤美军、推升油价的“剑走偏锋”，迫使美国与以色列停止攻击，不论后续是重启谈判或继续僵持。

说得更直接，正如军事打击伊朗、直接斩首最高领袖，在过去都是某种美国政策工具的红线，无法轻易动用；如今伊朗随意打击海湾各国、直接轰击美军基地，甚至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作法，其实也是注定不能长久的激进策略。

首先，有不少分析认为美军的弹药库存经历以色列与海湾盟友消耗，恐怕难以支撑对于伊朗的长期高强度打击与防御需要，这点对于经历加沙战争的伊朗同样适用，即便德黑兰或许手握充足无人机，导弹库存却是不能支撑这种长期的高频率耗损。因此这终究要回到美国与伊朗，谁还有更多余力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其实可能透支伊朗的长远战略处境，也就是原本与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和解进程，如今都因冲突出现倒退，包括阿联酋已经关闭在德黑兰的使馆、撤回驻伊大使。如果冲突持续下去，未必不会恶化成沙特、伊朗再断交的局面，也就是重回海湾盛行“伊朗威胁论”的时代，只是差别在于，曾经手握强大“抵抗轴心”的伊朗，如今已因加沙战争伤痕累累、元气大伤。

此外，即便伊朗撑过这场冲突，政权的生存危机也不会立刻消失。

在经济场域，伊朗始终无法摆脱对于石油经济的依赖，由此导致了产业倾斜、腐败丛生，再加上2011年、2018年开始的持续制裁施压，伊朗基本已经陷入某种饮鸩止渴：制裁会减少石油收入，从而增加财政赤字和通胀预期，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交易成本，导致外汇储备的持续下降；而腐败的根深蒂固，尤其是革命卫队等特殊利益集团的政商裙带关系，又会削弱伊朗推行经济改革的能力。

因此，即便有过曾经的石油繁荣盛景，伊朗产业的生产力、创新能力也并没有显著拉升，更何况伊朗政府还将大量石油收入投入支持“抵抗轴心”，而没有有效填补国有企业亏损对政府带來的财政负担，更没有通过扩大税基來弥补支出，而是更多从国家发展基金中提取资金、向银行定向放贷來填补预算赤字。

换句话说，伊朗金融业其实长期承受“威利狼”（Wile E. Coyote）的风险，也就是挖东墙补西墙虽能保住一时平稳，但银行体系的整体稳定、货币价值都可能在某个时刻突然崩溃。此外，由于不良贷款金额庞大，伊朗银行体系已实际演变为某种全国性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资产负债表的失衡日益加剧。

基本上，这也正是2025年底全国示威爆发的重要背景：里亚尔持续暴跌跳水，进而触发巴扎商人示威，最终则是走向全国骚乱的固定模式，底层上街、学生响应、城市中产与自由派加入，诉求再度上升为推翻政府。虽说从后续发展来看，伊朗还是成功镇压街头动乱，但这种作法其实就像不负责任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只能延缓痛苦而不能解决问题。

归根结柢，伊朗多年经历的，就是政府债务大幅积累、经济韧性下降、社会资本流失、腐败加剧、资本外逃、经济衰退、严重干旱与缺水的复合式危机。随之而生的，自然还有民众对于政府的政治不信任，包括总统大选票投票率的屡创新低，以及对于各种政治宣传、宗教叙事的嗤之以鼻。简单来说，其实就是经济停滞与政治衰败的相互加乘。

当然，伊朗仍有不少支持政府的群众，这次美以联合打击也可能反向助推伊朗人民的爱国热情。但即便如此，这还是无助解决伊朗经济的深层问题，尤其这次冲突必然耗损大量伊朗财政资源，再加上高强度的对峙情境，以谈判换取制裁解禁的路径恐怕也暂时难通。

显然，即便德黑兰成功抵御美以这次进逼，留下的也恐怕会是更加棘手的战后情境：大规模报复的有用，可能导致伊朗更不愿放弃动员“抵抗轴心”、继续导弹计划，毕竟这是抵御美国以色列的重要本钱，但其代价恐怕就是谈判停滞，以及承担更多制裁枷锁；而因制裁日渐恶化的财政困局，则可能反复点燃全国示威的火种，为日后的美国以色列介入创造更多机会。

整体来说，当前困锁以色列、美国、伊朗、甚至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区域动乱，其实源于各方在过程当中的一系列动态决策，并且反映不同行为者的战略困境：对以色列来说，这是过往国家安全神话的一朝破灭；对美国来说，是自己即便远离阿富汗与伊拉克，也还是无法放心撤出中东；对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是作为伊朗邻居，威胁始终如影随形。而对伊朗来说，则是1979年至今的革命路线正在透支，政权也愈发风雨飘摇。

更重要的是，这种困境目前还看不到清晰出口，一切似乎只能靠著某种鱼死网破，来勉强撕开降温的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