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进入生存之战的情境下，一股势力强势主导了冲突与政治的发展，那就是作为政坛要角、权力版图横跨经济与军事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

首先是2月28日哈梅内伊（Ali Khamenei）遭到斩首后，伊朗迅速展开规模远超2025年6月“十二日战争”的报复行动，对象不仅是作为战争发动方的以色列，还包括围绕海湾的海合会（GCC）六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巴林、阿曼、卡塔尔、科威特；目标则从最初的美军基地、美国资产，逐步上升到炼油设施、海水淡化厂。而这背后，无疑来自革命卫队的一手主导。

正因如此，面对海湾国家群情激愤、纷纷谴责，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虽然出于关系维系考量，公开向周遭各国道歉，并且承诺伊朗不再发动攻击，却也随即陷入政治风暴，受到各种内部的强硬意见“反驳打脸”。最终，针对海湾各国的攻击还是继续，佩泽希齐扬也在压力下被迫改口，强调伊朗绝不屈服。

接著是在3月8日出炉的最高领袖遴选：由各方盛传已久的哈梅内伊之子、也就是穆杰塔巴（Mojtaba Khamenei）接班。这件事的特殊处在于，穆杰塔巴原本不是各方公认的接班人选，毕竟从宗教资历来看，这位最高领袖之子仅仅是中级神职人员；从行政经验来看，穆杰塔巴更是没有担任过重要行政职务；甚至从政治身分来看，作为最高领袖之子却接班，无疑是让世袭制重返曾经推翻巴勒维王朝的伊斯兰共和国。

但即便有前述种种障碍，穆杰塔巴依然成功接班。从各种资讯来看，这背后无疑受到革命卫队的强势主导，包括干预专家会议的遴选过程、“劝说”各方支持穆杰塔巴。而其动机，显然是希望推进哈梅内伊时期的伊朗对外政策：继续核计划与导弹计划，持续推进“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说得更直接，也就是维系反美反以的对外路线。

显然，经历1979年革命后的漫长政治跌宕，加上近期的战争情境加成，革命卫队已从原本的最高领袖直属武装，跃升伊朗国政的关键势力、甚至可以说是实质主导者。

革命卫队如何崛起？

而这段崛起过程本身，其实就是安全需求与对外政策的持续相互加乘。

首先是安全需求。众所周知，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旋即陷入两伊战争的8年战火，革命卫队因此与正规军共同承担作战任务，并在战后受到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的高度评价；再来，革命卫队作为政权捍卫者，也承担弭平街头骚乱的镇压职责，不论是2009年的“绿色革命”或近期刚结束的全国反通胀示威，并且负责政府重要部门的安保与安检工作，例如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法院、机场、火车站等。

而在对外政策上，革命卫队无疑是“输出革命”的直接执行者，套用在当前政治情境，其实就是经营“抵抗轴心”，包括最早在1982年，黎巴嫩真主党就因革命卫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而能抗阻以色列军队的持续进逼；在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萨德尔（Muqtada al-Sadr）的武装力量也曾接受革命卫队的训练与资金支持；在加沙地带，伊朗无疑是哈马斯的最大生存靠山；之后“阿拉伯之春”引爆的叙利亚、也门内战，则又让革命卫队与阿萨德政权、胡塞武装建立联系，最终为伊朗打造了南北包围以色列与海湾国家的“抵抗轴心”地块。

此外，革命卫队也利用两伊战争结束后的重建需求，著手打造自己的经济网络，包括成立戈尔博公司（GHORB/Khatam al-Anbiya）、伊斯兰革命卫队合作基金会（Cooperative Foundation of the Sepah）、巴斯基基金会（Cooperative Foundation of the Basij），开始涉足房地产、银行、零售、油气资源开发等行业。

而这种情形在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当选总统后，明显成为一种台面化的政经输送。例如2006年，戈尔博公司就获得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价值13亿美元的巨额合同，负责建设从南帕尔斯天然气田通往巴基斯坦边界的输气管道项目。之后，内贾德政府又将南帕尔斯气田的第五期和第六期专案交由该公司运营，发展至此，戈尔博公司已经成为伊朗主要的能源基建公司之一。2019年6月，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也借此制裁伊朗的波斯湾石化工业公司（Persian Gulf Petrochemical Industries Company），理由就是它为戈尔博公司提供了资金支持。

显然，革命卫队的崛起本身，就是伊朗近年内外政治情境的脉动反映：持续介入中东各大战场、建立战略纵深，革命卫队基本已与所谓“抵抗轴心”政策结成命运共同体；而同步发生的美伊关系恶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制裁收紧，又成为伊朗近年反复爆发全国示威的导火线，革命卫队作为政权生存防线的角色，也因此在一波波示威浪潮后变得更明显。

此外，随著“抵抗轴心”发展深化的伊朗以色列代理冲突，也同步强化了革命卫队的角色权重，尤其是2023年10月开始的加沙战争，基本就导致了所有“抵抗轴心”板块与以色列的直接交火，后续的2025年6月“十二日战争”、当下的以色列伊朗美国战争，又让革命卫队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话语权，包括彻底无视总统、甚至能够干预最高领袖遴选。

是定海神针也是改革障碍？

显然，横跨政治、经济、安全的多重角色，已经让革命卫队超脱1979年后的原始作用，走向主导伊朗政治的某种“国中之国”。不过这个趋势也不是2026年战争爆发后才突然出现，而是可以从过去革命卫队与保守派形成结盟、排斥改革派的脉动中，体察出相关趋势。

例如前述的内贾德执政时期，基本就是与革命卫队形成了某种“共治”。除了后者因此获得大量政府合同、深化自己与伊朗经济的捆绑外，在整个内贾德总统任期内，也有大量出身革命卫队的官员进入政府内阁，占比远超之前历届政府。可以这么说，内贾德政府与革命卫队其实结成了“一体化”的军政关系，正因如此，在内贾德因疑似选举舞弊而被“绿色革命”包围时，革命卫队就扮演了政权守护者的角色，并也因此强硬镇压示威人群。而这也基本就是后续莱希（Ebrahim Raisi）时期的类似模式。

但轮到改革派上台时，革命卫队基本就与政府形成相互掣肘、甚至互斥的对抗关系。

例如1997年改革派代表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就任总统后，双方的矛盾就持续积累，包括哈塔米在接受CNN专访时表示，“对于1979年的人质危机事件感到遗憾”，此举立刻遭到革命卫队司令萨法维（Yahya Rahim Safavi）的猛烈批评，强调“如果行政体制和伊斯兰革命的根基受到威胁，我们必须敢于应对并施加干预。”1999年7月伊朗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时，革命卫队也直接指责哈塔米政府“毫无作为”。甚至，革命卫队还直接把哈塔米比做“伊朗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

无独有偶，2013年5月改革派的鲁哈尼（Hassan Rouhani）总统上台时，革命卫队也在同年12月指责鲁哈尼政府可能会成为“深受西方学说影响的政府”；鲁哈尼则公开回击革命卫队，“早就超越政治体制、不受拘束”。2018年特朗普单边退出核协议后，革命卫队又指责鲁哈尼工作失职。

不过革命卫队与改革派政府的冲突，其实并不完全来自意识形态与路线分歧，也与经济改革息息相关。

如前所述，革命卫队基本是从1990年代起，逐步深化在伊朗经济领域的角色，如今也已形成不容忽视的“经济帝国”，有能力获得低于市场价格的国家外汇配给，并能通过自身控制的港口、陆上边界口岸及海陆空军事设备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导致伊朗国内大部分私营企业无力与之竞争，政府税收也因此严重受损。

此外，革命卫队也常年涉足伊朗境内的黑市交易，例如利用油气补贴政策，将廉价汽油和天然气倒卖至阿富汗、巴基斯坦等邻国，来获取巨额利润，甚至通过贿赂海关走私奢侈品赚取差价。因此鲁哈尼便曾经抱怨：我们将掌握在“无枪政府”手中的一部分经济活动交给了“带枪的政府”，这不是经济私有化。

但吊诡的是，美国制裁虽然重击伊朗经济，却也同步拉升革命卫队的经济角色。关键在于，革命卫队的下属基金会和公司，虽然是伊朗整体经济改革的障碍，却也能为所谓“抵抗型经济”贡献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贡献税收、救济穷困人群、提高就业率，尤其是在基建项目和国防工业领域。此外，随著西方收紧制裁迫使外资与企业撤出，革命卫队也迅速填补了相关空间。

可以这么说，美国制裁本身也就像当前战争，虽然削弱了伊朗国力，却也强化了革命卫队的政经能量。原本，最高领袖可以是平衡民选总统、革命卫队分歧的关键，但哈梅内伊晚年已基本成为革命卫队扩权的保护伞，基本上这也成为2023年“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的重要背景：除了策动哈马斯闪击以色列，伊朗也调动所有“抵抗轴心”板块参战。如今穆杰塔巴在革命卫队支持下就任最高领袖，则又进一步确保了革命卫队将来的大权独揽。

可是政治精英与安全部门的成功结盟，并不等于国家与政体的愈发强壮。关键在于，伊朗或许能够抵御美国、以色列的军事进逼，但伊朗的经济问题却不会因为停战而即刻消失。基本上，鲁哈尼时期的问题至今还是存在：由于革命卫队的“蛋糕”无法轻易触碰，经济改革因此走得步履维艰；收紧的制裁则会不定期触发全国示威，这时又必须仰赖革命卫队的镇压枪口。

换句话说，民选政府的手中砝码日渐稀少，国家的生存压力却愈来愈大。即便革命卫队将来大权独揽，这种作为改革障碍与定海神针的双重作用，显然还会持续形塑伊朗未来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