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的伊朗动荡中，欢呼与哀恸的对比格外抢眼。

例如2019年以来的各式全国示威，在政府的镇压枪响后，往往呈现海外伊朗人愤怒声援，部分本土民众齐聚支持政府的场面，当然后者不能脱离政府的相关动员，却也至少证明，神权政府的革命叙事、政治能量，还不到全然失守的地步。但这依然无法掩盖，全国示威曾经爆发、许多民众也高喊推翻政府的冰冷现实。

类似分野也出现在当前战争中。当美国以色列斩首大量伊朗军政高层，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后，许多海外伊朗人当然大声赞许、希望政权就此变天，伊朗内部却也是欢呼与哀恸并陈。当然眼下随著战火僵持、硝烟四起，许多的原先欢呼或许不再雀跃，而是转为对美国与以色列的质疑，但在战争爆发的最初，伊朗确实存在希冀变天的声音。

这就揭示一个当代伊朗的关键问题：1979年至今，主打反美反以、乃至反西方的伊斯兰革命路线，究竟还有多少能量能够前行？

曾经坚实的意识形态堡垒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顾1979年至今，伊朗如何打造政治与宣传的意识形态堡垒。

早在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时代、革命成功之初，伊朗就成立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负责审查印刷品、文化活动、戏剧、电影、音乐；1983年，经学院与高校合作办公室成立，高校的伊斯兰化改革开展，宗教课程占比因此大幅上升；1984年，霍梅尼更下令成立文化革命最高委员会，负责规划文化与教育的政策法规，确保革命叙事的镶嵌与延续。

而这样的路线不是没有现实条件激励，例如热心宗教的知识份子可由巴斯基推荐升学或就业，并获得津贴；思想上不符要求者，则会被列为不同层级的关注对象并受惩戒。

到了1989年哈梅内伊接班最高领袖后，教士集团更是发展出平行政治的教权系统，更进一步渗入公民的宗教生活，包括资质认可、宗教教育、管理寺产、课税捐赠、宣教布道、朝圣朝觐、宗教司法、宗教仪式。同时，哈梅内伊与革命卫队的关系也持续深化，确保了教士对于国家的实质影响。

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伊朗进一步深化在各场域的宣传管道。

首先是构建庞大的媒体宣传体系。2016年，伊朗政府推出新媒体“今日波斯”（Pars Today），可同时用27种语言发布新闻。此外，由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领袖办公室、革命卫队等力量控制的媒体互联网，如伊通社、伊斯兰学生通讯社、迈赫尔、法尔斯、塔斯尼姆等，也同步主导伊朗的社会资讯管道，持续生产并强化符合主流叙事。

再来，伊朗政府也积极推广所谓“革命文化”，其实也就是在说教色彩过重的传统媒体外，借助音乐会、游行、艺术节等形式吸引公众。

而毫无疑问，革命卫队正是这块领域的关键要角。一方面，革命卫队与巴斯基在伊朗开展广泛动员，并在艺术、影视、宗教等领域建立吸纳青年的基层组织，包括每年定期举办纪念两伊战争的“光明行者”活动、安排中学生瞻仰战争遗迹、在伊朗街头喷涂反美涂鸦与标语、筹办国际电影节、推广具有反西方色彩的文化作品、举办爱国主题音乐会等。

另一方面，革命卫队也在最高领袖授意下积极涉足文化产业，例如在2016年成立社会文化指挥部，并且协调多家基金会，下设多个专业艺术机构，参与制作影视、歌曲、戏剧、动漫、游戏及软体等文化产品。

可以这么说，伊朗神权政府之所以能在近年动荡后、包括这次战争的第一时间幸存，并且反复动员出亲政府游行，长期的宣传体系、“革命文化”培育功确实不可没。但即便如此，伊朗的革命叙事也还是在近年愈发飘摇，并且逐渐千疮百孔。

一来，伊朗虽然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宣传，却逐渐不敌伊朗国际（Iran International）、明日之声（Radio Farda）等境外媒体的竞争，正如伊朗官方拍摄的电视剧，也早就不敌Netflix等串流平台。以2023年夏季数据为例，伊朗官方播出的电视剧单集平均收视仅7万人次，一些知名宗教栏目的收视也持续下滑。

二来，伊朗官方虽然实施资讯管控，并在这个背景下力推本土文化产品、持续发扬“革命文化”，伊朗却还是有大量民众通过翻墙接触境外资讯，并在海外流行文化吸引下，对于“革命文化”缺乏情感。

经济问题正在掏空革命

更糟糕的是，伊朗近年经济同样每况愈下。而这背后是一连串政治力道碰撞的复杂困境。

首先，革命卫队和宗教基金会持续借“私有化”浪潮收购国有资产，前者尤其因为庞大的腐败网络、裙带关系，强烈抵制政府推动的经济改革措施，导致问题的积重难返。据统计，军事—基金会复合体总共控制伊朗经济总量的70%，民营企业因此脆弱不堪。

再来，伊朗的政府收入极度仰赖石油出口，但受制裁影响，伊朗的能源出口往往不得不低价倾销，甚至渠道也逐渐收窄，能源收入因此越来越难支撑政府补贴支出，通胀也在财务政策寅吃卯粮下持续飙升。

而这基本就是伊朗当前政治宣传、“革命文化”的最主要威胁。尤其2024年生活补贴暂停发放以来，因为财政状况的青黄不接加上战火冲天，只能将补发日期不断延后；2025年“十二日战争”后，伊朗议会更是通过法案要求全额拨付并追加2025年到2026年国防预算，这就导致社会福利的补发更加遥遥无期。

与此同时，战争与持续收紧的制裁也将伊朗的通胀推到近十年高点。2025年年底，由于经济失序、通胀高企，伊朗爆发2022年以来的规模最大社会动荡，从德黑兰到全国20余座城市，抗议浪潮迅速蔓延，原本的经济口号也因此转为“推翻政府”。

而在占据街头的人群中，年轻一代的身影尤其明显，这背后当然是伊朗青年对于政府叙事的普遍疏离。从两伊战争后的人口结构来看，战后约有48%伊朗人年龄介于25岁到54岁间，也就是近半国民其实对于革命缺乏记忆。而尽管这代伊朗青年在反美反以的教育中成长，其实际成长环境却是贯穿伊朗与西方接触的起伏流转，基本上西方影视、商品和流行文化，与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许诺，共同构成了这代伊朗青年的成长记忆。可想而知，在强硬派主政的岁月下，伊朗青年对于政权的认同感也愈发支离破碎，并且逐渐成为走上街头的主力。

整体来看，不论是此前几场大型示威，又或是当前战争的危急时空，伊朗的革命叙事都有一定市场，还未走到崩溃边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套叙事无疑正在遭受结构性侵蚀，正如伊朗政权即便总是溃而不崩，却始终在逼近危险临界点。

因此，即便伊朗或许能够撑过战争、消耗美国与以色列的军事进逼，却也不是就此保证了政权的永远幸存。根源在于，宣传与“革命文化”很难建立在千疮百孔的经济上，因此1979年以降的革命路线如何前行，很大程度取决于伊朗的统治精英能否推动实质的内部改革，以及如何与西方谈判解禁部分制裁。而这其实也就预示了，反美反以路线在财政危机的当下，其实始终有其极限，而不是随著导弹狂飞毫无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