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争已经持续超过一个月，外界聚焦的事项包括油价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情况，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3月31日“卖关子”指翌日有重大宣布，都引起人们的讨论和猜测。然而，战争中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另一战场—黎巴嫩（根据红会数字，该国截至30日的死亡人数高达1238人，仅比排第一的伊朗少约700人），却鲜少能处于镁光灯下。如今，以色列正对黎巴嫩展开与“加沙模式”的毁灭式军事行动。

黎巴嫩与一众海湾国家一样并非战争的参与国，但黎巴嫩国内却有影响力庞大、长年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Hezbollah）尤如“国中国”般盘踞在南部。2024年被以色列大举攻击、连领导人也被遇害之后，真主党曾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前者须履行2006年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701号决议，撤出以黎边境附近的利塔尼河（Litani River）以南地区，并解除武装；以色列则须该国南部撤军。

双方都未有彻底落实停火协议的内容，但协议名义上仍持续生效。直到，真美以开战后，真主党决定为撑伊朗而正式“参战”，向以方发射飞弹。

本来已经想要清除真主党的以色列乘势进行反击，先是对黎巴嫩南发动大规模空袭，其后再发动地面入侵，建立由以方占领的“缓冲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卡茨（Israel Katz）3月31日表示，与真主党的战斗结束后，以色列将继续占领距离以黎边境约30公里的利塔尼河下游地区。

地面行动开始前，卡茨曾表示以军对黎巴嫩的行动将仿效过去在加沙拜特哈嫩（Beit Hanoun）和拉法（Rafah）的行动—即夷平区内的基础设施，形成由其占领的“无人区”。他的确“说到做到”，如今大批黎巴嫩民众面临与加沙类似的困境。

黎巴嫩家不成家

加沙战争期间，以色列军方多次对当地多个城市颁布大规模撤离令，数以百万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但以军过去对黎巴嫩发动针对性打击时，通常只会对特定区域发撤离令；如今，以色列将加沙的故技重施到黎巴嫩，自3月12日起命令黎巴嫩南部全境及首都贝鲁特（Beirut）南部郊区居民撤离至与以色列接壤边界以北40公里， 覆盖黎巴嫩领土的14%。短短数周时间，国内人口只有500多万人的黎巴嫩已有超过104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几乎全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徒。尽管以方不承认有针对什叶派伊斯兰徒，但后者向来被视为是真主党支持者的基本盘。

面对此危机，黎巴嫩政府却无力应对。受贝鲁特大爆炸、新冠疫情等危机影响，该国最近数年早已面临严重的经济崩溃之一，约8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缺乏医疗、电力和教育资源。在伊朗战争爆发前，该国有410万人需靠人道援助维生。如今，大量来自南边的难民涌上北部，政府更是束手无策。

在上百万的流离失所中，有约13万人居住在过度拥挤的收容所，其余的人只能露宿街头。在贝鲁特市区附近的海滨长廊，大量从南部出逃的黎巴嫩人，其中包括不少儿童，都须屈居在临时设立的帐篷内备受日晒雨淋。

与此同时，一如以色列对加沙的毁灭式轰炸，它这次也对黎巴嫩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当地多个供水、油站以及民宅遭到破坏。另外，以军轰炸七座利塔尼河上的桥梁，它们此前是南部民众北上逃离以及向南输送物资的主要距道。这意味着，仍身处南部的民众将失去主要的逃生通道以及物资来源。

讽刺的是，这种将加沙与黎巴嫩相提并论的叙事实际上也被以色列大肆宣传。以军连日来向贝鲁特空降宣传单，其中一面是呼吁人们向以方提供资讯并附上联络的二维码，另一面则以拉伯语语写道：“在加沙取得巨大成功后，反映新现实的报纸降临到黎巴嫩。”

黎巴嫩人除了要面对上述人道灾难外，他们很可能长期甚至是永远都无法回到其南部的家远。以色列军方宣称他们对黎巴嫩发动的入侵行动只属暂时性质，直到真主党无法再对以色列北部“构成威胁”，但这种模糊的承诺显然令人难以信服。

更甚的是，以色列极右势力已扬言要吞并黎巴嫩南部。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Bezael Smotrich）曾表示，黎巴嫩战事需要以完全不同的“现实”结束，其中包括改变以色列的边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29日也释出类似的讯号：“亲爱的以色列公民们，我显然无法与你们分享这些（如何消除真主党威胁）讨论内容，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决心从根本上改变北部地区的局势。”

无权之国谁之过？

对于这一切，黎巴嫩人民首先怪罪的当然是投下炸弹的以色列。以色列自上世纪1970年代起已4次入侵该国，它先于1979年、1982年在黎巴嫩陷入基督教与伊斯兰各宗教派系主导的内战之际，对其南部发动入侵，并于第二次入侵后展开长达18年的占领。

这段占领时期，以色列扶植并支持基督教派系的马龙派民兵对抗其他伊斯兰教派系的民兵，甚至在导致数以千计人死亡的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中，协助前者杀害当时位于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和什叶派穆斯林。

这段血腥的历史如今却出现明显的既视感，除了卡茨明确表示会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外，以军将大批什叶派伊斯兰民众赶往北部也不排除有煽动教派冲突的意图。

随着上世纪的内战结束，黎巴嫩新的政治制度建立在脆弱的教派平衡上，国会议席以及政府官僚职位一半保留给基督徒，另一半则保留给伊斯兰教徒；总统、总理以及国会议长之位分别分配给马龙派基督徒、逊尼派伊斯兰教徒及什叶派伊斯兰教徒；社会层级上，大多数地区都明确地按照宗教界限划分。

这种以教派协商政治虽一定程度保障了各派利益，但同时却阻碍了跨教派的合作或社会融合。如今近百万的什叶派伊斯兰民众涌上北部基督教等其他派系社区中，北部租务市场需求急升致价格急等社会不利因素渐引起紧张局势，“宗派逻辑”则进一步加剧这种不满情绪。

特别的是，对比起以色列暗杀真主党成员的黎巴嫩对讲机集体爆炸案中，逊尼派民众踊跃捐血救助伤者以示团结的情况，他们如今也怪罪什叶派民众支持的真主党将国家再一次拖入战争中。

真主党自2024年11月停火反，15次遭以色列单方面轰炸都未有还击；当与黎巴嫩相隔甚远的伊朗于2月28日遇袭时，它反而主动对以色列施袭，且所有导弹都被拦截。这种不损人又不利己的行动几乎算得上是“自杀式袭击”，被不少黎巴嫩视为叛国行为，为了伊朗将黎巴嫩贸然拖入战火中。

黎巴嫩中央政府随即宣布真主党所有军事和安全行动均不合法。政府自上年8月起逐步按2024年停火协议执行解除真主党武装计划，如今则是政府首次正式拒绝承认该党的武装力量拥有自主权。不出所料，真主党无视政府并持续与以色列交战，更威胁指它们现时仍有有能力推翻政府。

然而，对部份黎巴嫩人来说，国内自主武装势力不受控制、领土被占领，国家无故被拖入战争，象征国家有主权之名却无主权之实，政府本身也责无旁贷。

维护主权本应是政府责任，但该国多年来严重依赖西方援助，军队的最大“金主”也是美国，导致他们无意也没能力与亲美的以色列直接对抗。军队失去维护领土的作用，仅充当与欧英等国建立外交、军事和经济关系的踏脚石—维护“主权”的角色反落在真主党头上；另外，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也理应是政府的责任，但经历多年的经济崩溃，公共机构根本无法稳定地提供电力、供水、医疗等服务，结果不少建立基础设施，提供医疗、教育等什叶派聚居地的公共事务又是由真主党提供。

黎巴嫩政府此前一直在美国的压力推动解除真主党武装，且在无筹码下与以色列讨论关系正常化，以换取外国大量援助，但又没同时增强自身的执政基础。这种情况下，政府只不过是透过放弃新的主权，换资源应付另一个主权丧失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伊朗第二战场”抑或“加沙2.0” ？

黎巴嫩与巴勒斯坦某种程度上都在面临“家不成家，国不成国”的惨况，家园生灵涂炭、难民有家归不得，基本权利丧失。然而，加沙战争进行期间，一家人遭灭门炸死、小童面临饥荒，每天都占据全球新闻头条；黎巴嫩如今面对同样面对人道灾难，却得不到同等的待遇。大多媒体都将黎巴嫩的故事视为伊朗战争对外延伸的“第二战场”，除突发新闻外鲜有深入报道黎巴嫩的人道主义局势。

黎巴嫩政治、社会局势长期混乱等因素固然有影响，例如当地英文媒体《每日星报》（The Daily Star）曾长期充当与国际媒体之间的桥梁，但它2021年因遭经济崩溃波及而停刊，间接影响外国对黎巴嫩的报道；不过更深层的原因可能与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于2024年提出的“身份地缘政治”（identity geopolitics）有关。

吉迪恩·拉赫曼认为，如果大量民众认同遭受苦难的人，那么该事件就更有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当然巴人面临以色列的压迫，令外国人联想到他们自身面临相似的压迫（例如欧美白人压迫黑人），后者很容易会事件有共情。当国际新闻机构认为，受众似乎对相关故事示关心，他们自然不会耗费或派记者冒危险报道，读者自然更不会关注事件，形成恶性循环。

事实上，民众的认知也不一定与事实相符。以这次伊朗战争为例，如果民众关注的原因是认为特朗普与以色列突袭伊朗是为了打倒神权政府建立民主，那他自然不会留意与之不相符的发展。残酷的现实是，如果黎巴嫩的惨况无法纳入主流叙事中，即使它遭遇跟加沙同等的灾难，也只会被视为“伊朗战争第二战场”而不是“加沙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