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战争从炸裂到僵持的过程中，土耳其的角色虽不如主要斡旋的巴基斯坦抢眼，也不像海湾国家受到猛烈波及，更不似以色列张牙舞爪，却始终在战争当中扮演角色。

首先是2月28日战争爆发当天，土耳其迅速表明立场：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强烈谴责美以侵犯伊朗主权，同时宣布关闭领空，拒绝美军的借道攻击，并对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去世表示哀悼。但与此同时，安卡拉也谴责伊朗对于海湾国家的大规模攻击，表示这种作法“极其错误”且“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难以接受”。显然，土方的动态正如外长费丹（Hakan Fidan）所说：土耳其虽反对这场战争，却也并非任何一方的盟友。

而后伴随战火持续升级，土耳其的“不选边”开始转化为积极斡旋，例如费丹就在利雅德、阿布扎比、多哈、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的反复穿梭外交，既敦促海湾国家保持克制、不要加入对伊朗的战争，也设法说服伊朗停止攻击。

到了3月29日，这种斡旋努力更加台面化：土耳其与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四国外长齐聚伊斯兰堡，希望推动华盛顿和德黑兰进行直接对话，同时设法弥合15点与5点停火条件的差距。4月7日美伊宣布临时停火后，双方在巴基斯坦的谈判不欢而散，但巴基斯坦、土耳其依旧持续斡旋，例如费丹就在19日表示，即便美伊双方存在分歧，却都有意愿继续进行对话，停火时间需要延长。

虽说从后续发展来看，美伊谈判的僵局远未消散，战火却也终究没有复燃，土耳其则始终维持“在场”。例如4月29日，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发言人切利克（Ömer Çelik）便表示，停火虽已达成，但在伊斯兰堡的谈判进展得不尽人意，“我们认为，在伊斯兰堡的谈判应当具有建设性，而停火也应发展转为持久和平。”

可以发现，土耳其的战争立场已从简单的骑墙观望，转为经过深思熟虑的谨慎介入，并在缓和局势的同时持续彰显影响力。而之所以会有这种转变，当然与战争对于土耳其、乃至区域秩序的影响有关。

战争为土耳其崛起创造机会？

首先观察战争本身对于土耳其的机遇。基本上这或多或少解释了，土耳其何以在冲突之初选择观望，而非一如巴基斯坦积极斡旋。

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伊朗被迫释出的权力真空，或许可供土耳其逐鹿扩张。毕竟长期以来，伊朗都是土耳其争夺区域影响力的重要对手，叙利亚就是显著案例：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开始偕同美国系统性削弱“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由此导致2024年的叙利亚变天，土耳其、海湾国家、以色列则随后填补权力真空，让原本做为伊朗、俄罗斯附庸的叙利亚，逐渐成为亲美的阿拉伯国家，如今看来黎巴嫩也可能是下一个。

无论如何，土耳其俨然成为后阿萨德（Bashar al-Assad）时代的叙利亚要角。如果伊朗因为战争持续衰弱，类似动态其实也可能在伊拉克、南高加索地区重演，土耳其的影响力可能因此大幅扩张。

再来，海湾国家受波及的冲突外溢，也为土耳其带来意外机遇。

第一，有鉴于海湾各国与伊朗的关系恶化、和解进程严重倒退，以及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力所不及，海湾未来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更趋多元，而土耳其也正好能够大展身手。

关键在于，土耳其其实已经在海湾扮演一定角色：土耳其在卡塔尔设有军事基地；阿联酋也与土耳其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沙特、阿联酋则是土耳其主要的军备采购方；安卡拉也正在与整个海湾合作委员会（GCC）集团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此外，土耳其的国防工业能力、北约成员国身份和地缘战略纵深，也都有助扩大与海湾的战略和经济联系。

因此，如果土耳其能够利用战争变局推进战前趋势，也就是安卡拉与海湾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其实强于其他区域行为者，那么土耳其或许就能将正在形成的联盟转化为包含防御条约、一体化防空和导弹防御、联合军工生产、共同外交战线的制度框架。如此一来，伊朗战争标志的，或许就是新海湾秩序的开端。

第二，土耳其显然也想利用海湾国家被袭击的背景，尽可能吸引有意避险的企业、跃升为中东新投资重镇。埃尔多安的姿态尤其明显，既在3月表示将提高土耳其的竞争力，更直接在4月宣称，“正如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坚信这场全球危机将为我们国家打开新的大门。”

当然，从客观视角出发，伊斯坦布尔确实拥有不少优势，特殊的地理位置尤其重要：以伊斯坦布尔为起点，只需要4小时飞行，就能覆盖约13亿人口和3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但从现实条件来看，伊斯坦布尔要与迪拜等枢纽城市展开竞争，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在于，从2018年金融危机爆发起，土耳其经济就持续受到通胀与货币贬值影响，再加上经济政策的不可预测性、政治不稳定、法律不确定性、官僚主义盛行，这些难解障碍无疑都会削弱土耳其的吸引力。

因此，虽有部分企业考虑将伊斯坦布尔作为海湾以外的替代营运中心，但考量现实种种，土耳其所能承接的或许相当有限。不过即便如此，这对刚经历金融危机震荡的安卡拉来说，或许也是不无小补的意外红利。

战争持续有什么风险？

但如果战争持续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土耳其也就无需穿梭斡旋，更不必参与沙特、巴基斯坦、埃及的四国集团。显然，土耳其有非介入不可的理由，因此斡旋行动最终压过了机会主义。

其中最直接的，当然就是长远的经济愿景外，相对迫切的短期经济冲击。如前所述，土耳其经济饱受高通膨和经常帐赤字困扰，油价持续上涨无疑会让情况雪上加霜。虽说根据土国能源部数据，土耳其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仅为10%，尚属“可控范围”，但是油价每上涨1美元，土耳其每年的能源支出就会增加约4亿美元。显然，伊朗战争正严重冲击土耳其经济的基本面，尤其土耳其近年的年通胀率都徘徊在30%以上。

而如果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持续，埃尔多安政府就必然面临与日俱增的民意压力，遏制物价上涨恐怕会成为当务之急。这点在土耳其可能于2028年举行总统大选的背景下，又让政治前景更加混沌不明。当然，埃尔多安任期已满，理论上并没有连任压力，不过有鉴于这位强人已经掌权20年，各方普遍预测其会设法推动修宪，解开阻止连任的制度束缚，继续参与下次大选。这就让埃尔多安还是不能彻底无视民怨。

再来，一旦战争导致伊朗政权崩溃、或是走向长期地面战，土耳其首先要接收的，或许不是从海湾国家外逃的资本，而是来自伊朗的大规模难民，毕竟两国不仅直接接壤，还共享长约500公里的边界。且经历更早的叙利亚内战冲击，土耳其境内至今仍收容超过300万的叙利亚难民，虽说这一群体能为土耳其提供劳动人口、创造经济效益，却也无疑会对基础设施与社会结构带来巨大压力。

正因如此，土耳其近年反复与欧盟磋商，希望降低潜在的难民危机风险，包括2016年起，欧盟已拨款超过100亿欧元支持土耳其境内的难民和收容社区，双方合作范围更涉及庇护制度、边境管理与移民治理。因此，对土耳其决策者而言，难民危机已不只是人道问题，更关乎国家安全、对欧关系。这点在伊朗难民危机规模可能高于叙利亚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锐利。

再来，伊朗战争也可能进一步催化库尔德问题。众所周知，土耳其始终视库尔德武装为边境的直接安全威胁，且库尔德人分散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四国而居的现象，更让安卡拉格外关注周边安全情势，并且成为过去进军叙北的一大考量。

而套用在这次伊朗战争的情境上，虽说伊朗的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JAK）与土耳其认定的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PKK）存在组织连结，但前者其实对于发动地面攻势相当谨慎，原因就是美国始终没有真正派遣地面部队，这就导致伊朗的库尔德武装不愿响应特朗普（Donald Trump）号召；再加上土耳其同样强烈反对，最终美国似乎是搁置了动员库尔德武装的选项。

但如果战争持续升级，美国、以色列决定对伊朗发动地面战，那么库尔德武装无疑会是有用的合作对象，这就可能催化土耳其的深层战略焦虑。关键在于，如果伊朗境内出现类似叙利亚、伊拉克的现象，也就是成立持久的库尔德自治实体，甚至伊朗政权的垮台有部分来自库尔德武装推动，从而引发库尔德武装在整个中东更广泛的政治动员，土耳其或许就会被迫在伊朗战场重演叙利亚模式：直接派兵打出缓冲区。

因此以上种种，都是导致土耳其放弃观望、走向斡旋的重要关键。而这种姿态变换，与其说是要缔造和平，不如说是为了先发制人，目的就是防范一系列风险叠加发酵，包括经济崩溃、国内动荡、难民危机、库尔德武装卷土重来。可以这么说，从安卡拉的视角出发，当务之急不仅仅是结束战争，还要介入其中、左右走向，才能确保伊朗衰弱不至于转化成土耳其的战略挫败。

土耳其如何在伊朗战争后前行？

由此展望“后伊朗战争”的中东局势，短期之内，外交进程还是可能围绕核限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僵持，形成互有提案、反提案的局面。而土耳其作为四国集团的一员，可能会通过人道主义援助、冲突降级和加强联盟防御，来遏制事态发展、避免战火复燃。

不过有鉴于从加沙战争到伊朗战争的一系列冲突，已经大幅削弱德黑兰的过往影响力，土耳其与以色列的长期不睦也因此浮上台面。例如伊朗战争爆发不久后，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Naftali Bennett）就公开警告称，土耳其正在组建一个“类似于伊朗的轴心”，以色列必须做好准备；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则提议与希腊、塞浦路斯、印度等国共组“六边形”联盟，以对抗所谓“激进逊尼派轴心”；以色列前防长加兰特（Yoav Gallant）也表示，土耳其是最有能力填补伊朗遗留的权力真空的中东国家。

简单来说，由于以色列的霸权主义并非通过平衡实现，而是通过反复主导来获取安全，因此在伊朗实力大减的当下，土耳其就成为特拉维夫视角下，唯一拥有挑战以色列的军事能力、经济实力和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国家，包括奥斯曼帝国的文化遗产、北约成员国身份、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地位、蓬勃发展的国防工业，其实都让以色列视角下的土耳其，深藏比伊朗更加强大、更具长期竞争潜力的战略风险。

因此，伊朗战争的政治终局，其实会对土耳其、以色列博弈构成变数。也就是如果战后伊朗油温和派掌权，甚至走得比伊朗核协议更极致，选择与华盛顿和特拉维夫修好，那么以色列不仅能够消除竞争对手，还能在地中海至中亚间建立一条以色列-美国战略走廊，来更大程度压制土耳其的对外影响力；但如果战争没有导致伊朗政坛出现大规模转向，土耳其便或多或少能够维持原有博弈位置，无需面对以色列过于强势的威压。

这或许也是土耳其之所以斡旋停火，希望战争降温的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