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判停滞多时后，美国伊朗又在巴基斯坦进行了短暂交错。

4月25日，美伊双方分派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伊朗这方由外长阿拉格齐（Abbas Araghchi）率团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并先后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Mohammad Ishaq Dar）以及陆军参谋长穆尼尔（Asim Munir）会面；美国则同样表示将派总统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与特朗普（Donald Trump）女婿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25日前往巴基斯坦，参加与伊朗开展的和平谈判。

只是，这次接触似乎远远比第一次艰难。有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僵局未解、伊朗内部也存在温和与强硬博弈，伊朗外交部从一开始就表示，阿拉格齐没有计划在伊斯兰堡与美国官员会面，只会通过巴方转达德黑兰的立场；甚至从后续发展来看，伊朗代表团也只在巴基斯坦短暂停留便离开，美国则随后取消代表团访巴行程，情势再度陷入前途未卜的浑沌不明。

不过，巴基斯坦依旧强调，会继续穿梭斡旋、力促美伊重返谈判。事实上，当前美伊谈判的局势成形，除了双方内部都有停战呼声外，也与外部各方的立场牵引有关，尤其是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与埃及。前述四国曾于3月29日在伊斯兰堡展开为期两天的会谈，协调区域立场，来在为美国与伊朗的直接谈判铺路。

当然，四国的真实立场并不完全相同。从各方的现实表现来看，巴基斯坦是其中最有力、也最获美伊双方信任的斡旋国，其余三国则因各有议程、实力问题、机会主义，而在整个僵持期间若隐若现，甚至不惜采取两手策略。

不过整体来看，四国还是乐见冲突降温，并且呼吁结束围绕海湾的军事冲突，同时用各种方式多管齐下，既促使伊朗保有谈判空间，也让特朗普依旧延续停火。如果从这个视角出发，美伊谈判虽在巴基斯坦登场，这背后却不能绕过四国围绕区域问题的立场协调；甚至或许展望战后，这四国也可能在美国、以色列、伊朗外，成为中东新秩序的重要参与者。

虽未参战却始终在场

首先观察四国的合作基础。毫无疑问，四方都在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具有一定分量：巴基斯坦拥有核武、沙特手握世界第二大石油储量、埃及控制苏伊士运河水道、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可说都是政治与军事上的穆斯林强国。

不过更重要的，是这四国早从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起，就成为冲突的重要参与方，虽未参战却始终在场。

首先，沙特动态本身就是战争爆发的背景之一。众所周知，在阿联酋、巴林都在2020年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背景下，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进程已经展开谈判，并且成为拜登（Joe Biden）政府的一大外交重点。而这明显与伊朗的国家利益互斥，尤其是在伊朗沙特刚在2023年复交、海湾出现和解进程的背景下，德黑兰极不乐见以色列扩大在海湾的影响力，并也由此策动哈马斯闪击以色列、希望推迟以色列与沙特的建交进程，也就是2023年10月的阿克萨洪水行动。

而后伴随战火持续外溢，以色列先是在2024年10月入侵黎巴嫩，又在12月叙利亚变天后直接进军叙南，并在2025年打击卡塔尔的哈马斯总部、甚至与伊朗爆发“十二日战争”，身处变局的沙特也因此出现一系列动作：面向叙利亚，沙特基本是在美国协调下，与以色列、土耳其共享伊朗败退后的权力真空，成为“新间接统治秩序”的受益者；但眼见战争持续波及海湾，沙特也引入巴基斯坦，双方为此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标志海湾“再军事化”的新动态。

而以上动态显然一次牵动“四国集团”的当中三国，包括土耳其在2024年与以色列断交之余，也同样扩大对叙利亚的干涉；巴基斯坦则在沙特邀请下，获得中东政治的新发言权，成为如今斡旋美伊停火的重要基础。

至于埃及，则是传统的以巴问题斡旋国，并在加沙战争爆发后被迫面对现实问题：加沙与埃及西奈唇齿相依，如果战火持续外溢，埃及恐怕是首当其冲的成本承受方，尤其是在2025年特朗普反复提出“清空”、“接管”加沙的背景下，埃及与约旦同样面临接收巴勒斯坦难民的政治压力，因此也迫切希望冲突降温。

可以这么说，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都因加沙变局出现新动态，并且展现面对战争的各自立场，不论其身分更接近受益者、受害者或机会主义者。而有一动态正好可以收拢四方立场分歧：加入特朗普提出的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

基本上，这一动态凸显两大趋势：第一，四国都与美国存在紧密的政治与经济联系；第二，四国即便在加沙战争中各有议程，却都认同美国对于加沙的相关规划，并且有意在“后加沙战争”的中东扮演一定角色。毫无疑问，这两股趋势也一路延伸到伊朗战争爆发的时空，成为当前四国协调的重要基础。

降温是最大共识

当然，从任何角度来看，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都难言战略盟友，反而更像反复对簿公堂后，进入调解程序的曾经怨偶。

例如沙特与埃及，两国关系常被称为“艰难婚姻”（difficult marriage），毕竟埃及曾是泛阿拉伯主义领袖，倡导世俗、统一的阿拉伯政治认同，与沙特等海湾国家形成权力争夺。一直要到伊朗崛起、“抵抗轴心”扩张后，两国才在共抗伊朗的背景下缓缓靠近。例如在2015年，埃及加入沙特发兵也门、打击胡塞的军事行动，双方的防务关系也由此深化。

土耳其则一度与沙特、埃及关系紧张。尤其是进入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时期，土耳其基本是将自身定位成区域强权与外交中枢，这就必然要与埃及、沙特等强国发生龃龉：2013年，土耳其的亲密盟友、埃及总统穆尔西（Mohammad Morsi）被军政府政变推翻，安卡拉与开罗的关系因此急剧恶化；2018年，沙特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引发土耳其对沙特的外交攻讦，两国关系也因此震荡。

不过基本上，前述背景同样反映“阿拉伯之春”的权力博弈与重组，因此进入2020年后，已经进军叙北、正视埃及再政变的土耳其，也就开始调整外交步伐，例如在2022年开启与沙特的关系缓和进程，以及在2025年缓和与埃及的紧张。埃尔多安本人更在2026年2月造访开罗和利雅得，提出多项连结亚洲和欧洲的地缘经济框架，当中就包括所谓“中东走廊”（Middle East Corridor），也就是意在规划促进亚洲、海湾、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地缘走廊。

而巴基斯坦，其实始终与沙特、伊朗维持良好互动，只是在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后，因为冲突持续外溢、海湾与伊朗关系出现裂痕，巴基斯坦的选边压力也就持续上升。基本上这就解释了，为何巴基斯坦已在2025年与沙特签署共同防御协议，却迄今没有在伊朗战争中彻底执行，反而是在美伊之间反复斡旋。

可以这么说，有鉴于前述四国本就存在权力竞争、且与伊朗形成程度不等的敌对与友善互动，四国集团其实并非共享战略的统一集团，而是针对危机的协调平台，意在遏制局势升级并且塑造危机之后的新秩序。

其中，巴基斯坦明显是这一进程的主要斡旋者，既在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传递各种提议，也推动各方达成停火框架；土耳其、埃及则更多扮演支持性的外交推动者，而非主导节奏的调解人；沙特则更多是从军事吓阻层面下手，例如要求巴基斯坦前来驻军，既为可能的战争升级作准备，也是在对德黑兰传递讯号：如果冲突持续，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不是不可能反击。

显然，四国集团并非稳定同盟，毕竟四方之所以携手，原因不是共同的战略愿景，而是因为面临同样的能源和市场动荡、区域溢出效应以及卷入战争扩大风险，所以为求降温走到一起。因此从3月开始，四国便持续进行小型多边外交活动，并在4月8日美伊宣布停火14天后持续互动，包括4月17日至19日的安塔利亚外交论坛（The Antalya Diplomacy Forum），四国外长由此进行了第三次会晤。

当然，这些会晤的意义并不在于直接的外交胜利，而是展望停火之后巩固局势的机制成形，也就是争取在首轮停火窗口期间，将外交磋商制度化，并从危机管理进阶为对谈判的持续影响，并让各国得以布局战后中东。

只是从美伊分歧始终巨大来看，短期内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或许既不是稳定的局势缓和，也不是自动爆发的区域战争，而是持续晃动的战略不确定：特朗普的言论依旧反复无常且语带胁迫；海湾国家的协调以及巴基斯坦主导的外交努力仍在继续，却也尚未取得决定性突破。

换句话说，军事行动、外交活动、各种威胁都会同步进行，四国集团也将在保持防空系统待命、外交活动推进的动荡时空中，既设法确保局势降温，也尝试型塑对自己有利的中东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