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台湾问题与关税战，人工智慧（AI）可以说是中美博弈的另一个重要场域。

从拜登（Joe Biden）政府开始，美国便持续以“小院高墙”等作法，要在中美之间制造发展代差，并对芯片流通祭出重重管制。当然，这种操作虽能发挥一定作用，却会更加倒逼中国的“国产化”发展，再加上美国相关企业也有市场需求，最终还是导致美国即便保持领先，却无法在谈判上的永远寸步不让。

以5月习特会为例，中美除了达成相互降税的共识，也围绕芯片展开一定协商。只是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虽然批准10家中国企业采购英伟达（Nvidia，又称辉达）的H200芯片，当中包含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等科技巨头，但因芯片必须先过境美国再转运中国，且美方还是保留销售收入25%的分润安排，中方也迟迟没有放行企业下单，所以交易持续停滞。

在此之后，中美竞争依然分头进行。

6月8日，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Jim Banks）及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安迪金（Andy Kim）致信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局长凯斯勒（Jeffrey Kessler），要求该局解决中国企业子公司订购定制芯片的问题，“如果这一漏洞得不到解决，将严重削弱美国对（中国）获取先进计算能力所施加的其他所有限制。通过在世界最先进的代工厂下订单就能规避出口管制，对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产业的竞争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保护作用。”

此外根据《彭博》报道，中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资约2万亿元人民币在全国建设数据中心，由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等国有企业营运大部分中心，并且确保互联互通。而这个计划的一大目标，就是依靠包括华为在内的本土供应商提供至少80%的技术，例如AI芯片，从而有效地将Nvidia和AMD挤出市场。

显然，即便中美之间存在芯片贸易上的合作机会，竞争也不会一夕消失。而这种竞合交织的现实，既展演两强AI博弈的复杂剖面，也投射全球多层的AI治理结构。

中美竞合：也相依赖也相难

首先是中美围绕AI的竞合。

基本上，围绕芯片的反复管制与放松，其实不过是中美AI博弈的缩影。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其实说明一个道理：在AI崛起、乃至推动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中美虽然存在合作可能，却也很难因此放弃竞争。而这背后，除了大国博弈的维度，也存在关注视角的错位。

以2024年5月在日内瓦的首次中美AI风险对话为例，这场对话以缺乏明确共识画下句点，背后原因就是双方理解与需求有所分歧。美国方面，主要是派出政府内部的技术专家，中方成员则更多是关注外交政策和芯片控制的外交官。换句话说，在这次会议中，华盛顿更关注技术风险，北京则更聚焦政治风险。

当然，这不能覆盖两国AI互动的所有面向，却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AI崛起与中美博弈的复杂牵引。

从美国的视角出发，其之所以关注技术风险，最大原因就是美国依然处于AI博弈的领先地位，所以在应对中国追赶之余，还有余力打造分层的安全体系。而其中之一，就是管理国内的AI巨头与龙头，因为这些企业往往手握丰富技术资源，并能视情况与市场调整其AI模型。

此外，美国也有许多开发编码助手、辅导机器人的独立组织，可以协助拦截特定AI驱动程式的有害内容。商务部的AI标准与创新中心、AI安全研究所等政府机构，则可以利用前述研究结果和技术工具，制定更有依据的政策和标准，并在AI模型公开发布前要求修复漏洞。

而在中国这方，确实也有管制AI风险的现实需求与意愿。例如2025年9月，中国政府就发布了最新的AI安全治理框架，当中其实呼应许多美国同样关注的问题，包括AI可能降低发展化学、生物以及核武器的门槛，以及其自我复制可能导致失控风险。该框架也同时警告，主导中国AI生态系统的开源基础模型，其实可能助长AI滥用风险。显然，北京也越来越认识到，缺乏风险管理可能阻碍会国家的AI发展雄心。

但与此同时，因为中美博弈的力道愈发强烈，所以中国在力拼AI本土化追赶、管控风险之余，也要防范美国所有可能攻势。这种担忧的最直接体现，就是中方始终重视所谓“内容安全”（content security），也就是确保AI系统不会产生政治敏感或意识形态上不受欢迎的内容。正因如此，中方监管机构和企业也往往将确保AI模型符合政治生活导向，作为一大优先事项。2026年2月，中国国家网信办更是出台新政策，要进一步规范与类人人工智慧（humanlike AI）的互动。

显然，从芯片管制博弈到缺乏共识的AI风险对话，中美的竞合图景逐渐分明，呈现了也相依赖也相难的复杂结构：美国虽拥有技术、规范与设计优势，却暂时无法与中国彻底脱钩，尤其是在市场层面；而中国虽然持续以本土化力抗美国“小院高墙”，却缺乏衡量和最小化灾难性风险所需的同等技术基础设施，而且往往在技术风险外，还要同步关注政治风险。

简单来说，中美博弈正将两强的AI互动撕裂出三股竞合脉络：武器化互赖、风险控管、长期脱钩。从务实需求来看，中美必须合作才能阻止AI风险无尽扩大；但从现实视角出发，不论是芯片或AI风险管理，其实都不能超脱博弈场域，当然也就很难走向纯然合作的结局。

全球AI治理马赛克

而如果跳脱中美两强，放眼全球AI治理图景，其实又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在全球AI治理中，强国虽然能藉“武器化”基础设施、“地下帝国”式制裁或规范施压，来形塑有助自身宰制的单一秩序；但从当前发展来看，在AI基础设施全球扩散的背景下，权力分散已经势不可挡，并且催生了外于中美的多元治理马赛克结构。

而这种现象本身，当然与中美的合作缺位、自行其是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或许是AI本身特性使然。从本质来看，AI崛起并不仅是单一技术突破，更是资料、演算法、标准、隐私监管、人才培养、社会伦理、国家安全等多个子议题的庞大集合。与此同时，这些议题又与主权国家、科技巨头、初创企业、大学、非政府组织（NGO）相互嵌套。

这就导致，所谓“AI政策”的现实效果，其实天然带有多重复杂面向，无法被传统的大国博弈、霸权秩序简单收编。换句话说，在当前的全球AI治理图景中，没有单一霸权能够发号施令，小国也不再如同修昔底德所言，“只能默默承受大国摆布”。这背后关键就在，因为受到AI发展的本质影响，多元的国际行为体其实能够通过相互交叠的互联网和集群（cluster），从全球的庞大政策功能表中，自主组合最适合自己的AI战略。

而这种趋势首先导致的，就是国际组织角色的变化。在过去很长时间，国际组织都是许多场域的规范权威，尤其是法律、社会与文化领域。但在AI崛起的过程中，除了世界银行的部分发展议题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产生共鸣外，绝大多数联合国机构的AI政策主题，其实都与主权国家的国家计划存在明显脱节。

例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几乎完全专注于临床医疗验证、患者资料同意、医疗伦理与类似于FDA的医疗器械监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则聚焦新闻业与民主、演算法偏见、性别平等、全球南方公民社会以及深度伪造检测；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WIPO）则深耕于专利趋势、智慧财产权战略以及自然语言处理在创新申请中的应用；国际电信联盟（ITU）与联合国秘书处共同的主题则更多涉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水与能源的可持续性以及减贫。

而这就无可避免会反向强化国家的角色，导致国际组织逐步失守全球AI治理阵地，缓慢退化为国际系统的资讯协调者、议题编排者或特定功能性节点。而国家与主权作为主角，就只在特定功能需求上与这些机构进行代理合作。

但与国际组织的不同程度合作，其实也能展演不同国家在全球AI治理的所处位置。

大国决战外的全球南方

从当前结构来看，全球的AI治理马赛克，其实又能约略分出三大类型。

第一是多元主义。基本上以欧美日韩为主要代表，但各国在统筹商业、社会和监管目标上，其实也有不同侧重：以美国为代表的创新驱动，主要依托强大技术基础并为企业提供广阔空间；以欧盟为代表的官僚规制，更多聚焦预防性监管原则，并通过复杂法规试图确立标准；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国家指导，则在鼓励创新的同时，通过国家主导的手段强力推动AI对社会的融入。

第二类是国家中心主义。基本以中国、俄罗斯为典型代表，展现出对于科学技术实力、底层硬体设施与产业制造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在监管上更加强调主权作用。其实前一类的日韩也多少具有类似元素，只是力道相对不显。

第三类是发展主义，主要由拉美集群、英联邦国家集群结合世界银行、ITU、UNESCO等国际组织共同构成。基本上，这一类型并不追求纯粹算力霸权或基础理论突破，而是将AI视为解决本国健康、教育、农业发展问题的工具，并且极度依赖初创企业与沙箱（Sandbox，又译沙盒）试验区来寻求突围。

如果再结合前述的中美博弈来看，其实两大强国更像各自决战的冷战孤岛，同时牵引诸如日韩欧盟的被迫脱钩阵痛；但在孤岛之外，还有大量中等强国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全球南方，正基于自身历史、政治经济背景以及区域利益，开始形成围绕特定功能表选项的集群。

例如拉美与西班牙集群，就以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西班牙、土耳其和乌拉圭为核心，其AI战略更加强调劳工与自由、初创方案、生产轴与包容，试图在生产力升级与社会包容之间寻找平衡；另一类发展中国家与世界银行集群，则以埃及、印度、毛里求斯（又译模里西斯）、卡塔尔、乌干达、阿联酋等国，再结合世界银行为核心，更强调将AI技术紧密绑定于国际金融公司（IFC）投资、新兴市场、区块链、农民、交通运输等传统发展议程上。

显然，在中美尚未就AI达成全面合作、全球缺乏稳定中心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也并没有盲目模仿中美等大国的战略规划，更没有全然服从强权号令，而是持续通过与国际组织合作、形成区域或利益集群，来借力使力打造自身AI战略。

这就回到全球AI治理的真实图景：既非单一霸权主导的制度蓝图，也不是完全无序的碎片化格局，而是一个由互联网、集群、区域主义与多重议题交织而成的巨型马赛克。在这种新秩序中，霸权国家不再是唯一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绝对权威，多样化行为体的互动能力则持续导引新时代的治理路径。当中心无法发号施令，边缘国家便不只会保持服从。

当然，对中美两强来说，算力与芯片始终是博弈重点；但放眼更长远的未来，谁能定义议题、谁在组织互联网，或许将是谁能影响全球治理路径的重要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