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以近52%的支持率获得通过，脱欧带来的政治、经济冲击为接下来的政坛混乱掀起序幕；2026年6月22日，执政仅两年的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又译施凯尔或斯塔默）正式宣布在工党选出新党魁后辞去职务，意味着英国即将在约十年间迎来第七位首相。与此同时，约半数民众普遍对脱欧感后悔，而政客纷纷提提倡与欧盟重建关系。
对此，英媒记者感慨道，英国就像没有目的的旋转木马一样，政治社会危机、党派内斗、经济不景在过去十年间重复上演，如今他们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斯塔默宣布辞职后，刚刚在大曼彻斯特美迦菲（Makerfield）下议院补选胜出的贝安德（Andy Burnham）也随即宣布会参加新党魁竞选。由于后者已获前卫生大臣施卓添（Wes Streeting）等党内大佬的支持，即使有其他工党议员能够凑够提名而参选挑战，贝安德也将笃定胜选，成为工党新党魁并入主唐宁街十号。

贝安德能否带领工党闯出一片天，还是会沦为“斯塔默2.0”，成为上述无间轮回下又一件新的牺牲品？

斯塔默的“悲剧”

回望斯塔默的两年执政履历，可谓是“旋转木马悲剧”的标准例子之一。他2024年7月4日领导工党选举中大胜，虽然工党得票率是史上最低之一，但它凭选举制度优势，在国会夺得多数席位，理论上已无任何政制阻力，阻止其大展拳脚。然而，缺乏清晰的政治愿景及政策反复，反而成为斯塔默政府的常态。

斯塔默政府从未建构一套连贯的叙事，但这并不是失误，他了解到工党实际上未获大多数选民支持，无意向选民宣传任何宏大叙事，数度明确表态拒绝“斯塔默主义”的标签，以考虑个别情况而非统一的意识形态作为执政标准，坚持以技术官僚、实事求是的形象示人。

这的确有助斯塔默以更灵活的方式推动他常常强调的“经济增长”，事实上，他在宣布辞职演说中提到的政绩某程度上属实，例如他执政期间英国实际工资增速约2.5%，通胀率从他上任前一段时间峰值时期的11.1%大幅降底至3%左右。

然而，在缺乏发展愿景的情况下，选民却“看不到”斯塔默口中“重建信心”的执政成果。据市场调研机构Gfk，英国今年6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依然低迷，只有-23与上月持平，但年轻族群的信心则急挫11个百分点，为两年来最低水准。

相反，大众看到政府两年内政府朝令夕改的执政情况。斯塔默政府选前设下不加企业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和国民保险雇员供款的承诺，结果他只能试图对特定人群加税或削减福利来充实政府财政，包括增加严重影响餐酒业的商业地税、削减残疾福利及冬季燃料补贴等。

这些举动为库房带来的金额微不足道，但政治代价却极其高昂。他最终在后座党内议员的反对及民意反弹下，取消措施或再花费支出推陈旨在抵消负面影响的新补贴。这实际上也是缺乏清晰愿景的后果，政府本身也无稳定的政策锚点，自然容易在压力下突然转向。

后来，斯塔默面临的一系列争议—重组内阁及动用行政手段阻止贝安德参加1月的下议院补选，引发党内不满，前驻美大使文德森涉爱泼斯坦案，引发巨大丑闻—种种事态都足以成为他下台的导火线。到了5月工党地方选举大败，斯塔默终于要面对现实，容许贝安德以补选重投国会，后者在其选区大败英国改革党对手，更成为了斯塔默最终不得不退的“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长久以后，斯塔默执政不力，从未真正赢得民心，反而将“不满斯塔默”变成英国民意的最大公因素，才是他终究非下台不可的原因。

多数分析正确指出，英国民众的悲观情绪已成固定心态，政治耐心急剧缩短，当“看不到”工党短期内在经济上交出亮眼成果，就会迅速转持反对立场。但如上所述，选民的“眼睛”须要一定的脉络下才能发挥作用，斯塔默的接任人透过提出一个选民容易明白、一致且具说服力的长远计划，才可以说服民众现时的苦境只是暂时，假以时日将有望脱离困境。

曼彻斯特主义＝斯塔默主义？

贝安德入主唐宁街已经几乎无县念，而他的前路可谓有危也有机。他没有广泛的民意授权，最多仅算是获代表选区选民及党代支持。他成为首相后可以宣布提早大选，但鉴于工党目前极低的民望，他断不会采取这种“自杀式”举动，换言之，他不但同样要面对困扰英国已久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且其开局比起2024年率工党参与大选的斯塔默更困难。

当然，贝安德也有其独特的优势，他比起斯塔默更懂得使用社交媒体建立“贴地”的形象，他竞选期间几乎每天都发布一些自拍影片，诉说中北部地区等去工业化城镇的人们如何被忽视遗弃，触及了许多英国民众内心深处的不满情绪。

另外，贝安德离开国会政坛转任地方市长的9年间，成功透过批评时任保守党中央政府的施政，在民粹横行的时代，赢得“北方之王”（King of the North）这一带有反中央建制的称号。他1月曾经遭斯塔默打压的经历，就进一步加深了这形象的实在感。

事实上，贝安德目前的政纲，大部份都是受其曼彻斯特市长任内施政的启发。他任内推动建立“蜜蜂互联网”（Bee Network），将地区巴士服务的路线和收费收归政府管理，车票价格及服务质素都让大众感满意。因此，贝安德目前的两大卖点，便是推动逆转主宰英国近半世纪、主张产业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加强政府对于公用事业、住屋、食品的控制，以及推动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

贝安德将这种模式称之为“商业友好的社会主义”（business-friendly socialism），外界则普遍将其形容为“曼彻斯特主义”。不过，市长面临的问题与首相的截然不同，无法直接将市府的政策直接在全国复制。因此，“曼彻斯特主义”在不同的全国议题上事实上呈现空白的状态，而这是贝安德之后将面临的首个“政治陷阱”。

过去9年，贝安德在伦敦政坛之外，曾多次具体地谈及各种政策，包括表示英国须摆脱对债券市场的依赖，支持英国留在欧盟，支持二次公投，甚至称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可是，随着他参与美迦菲这一脱欧支持者居多的选区补选，逐渐迈向权力中心，其表态开始转趋谨慎。他承诺追随斯塔默政府的财政纪律，但未阐明将如何平衡税收、支出和借贷。针对英欧问题，他则表示加入欧盟非当务之急，又指他尊重公投决定，并非提议英国考虑重新加入欧盟。

这种未上台先设限、立场模糊的现象，不禁令人质疑贝安德会否步斯塔默的后尘，曼彻斯特主义底里也只是“斯塔默主义”，继续在那“旋转木马”上永无止境地转。如果，他想挨过英国选民政治耐心，他急切需要一个有计划的长愿愿景，填充曼彻斯特主义的内容。

唯一出路是“返欧”？

斯塔默宣布辞职后的翌日，是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纪念日，多个民调及智库同日释出的数据显示，认为脱欧是错误举动，且希望重新加入欧盟的民众稳定地占超过50%。有人认为，这意味着“脱欧遗憾”（Bregret）已经形成，高举重返欧盟的大旗将是贝安德的出路。

对比起十年前，目前英国的政治环境颇加强与欧盟关系的政策。脱欧对英国负面影响几乎成为选民的共识，据欧洲外交关系协会（ECFR）数据，愈半受访者认为脱欧对生活成本、经济、年轻人机会和非法移民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另外，高达63%的受访者表示会优先发展与欧洲的关系，只有19%受访者会优先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意味着从前“不靠欧盟转靠美国”的论点亦已破产。

再者，对比起斯塔默虚无缥缈的“经济增长”口号，“返欧”显然是更容易让人明白的主张，现在重新举起“返欧”旗帜，似乎是贝安德短期内争取选民信心的最佳政治工具。

当然，实际事宜上，“返欧”也将面临众多挑战，尤其是如果欧盟以新成员的地位对待英国，后者这次未必可以再在是否使用欧元等问题上，获得豁免的特权。当这些实际内容进入公共诗论，若处理不当，“返欧”可能会反过来削弱选民对贝安德的信心。另外，如果单论投票授权的执政正当性，他理论上仍受制于工党政府此前设下的“入欧红线”，即不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关税同盟或人员自由流动协议。

然而，民众对英欧关系的具体普遍持开放态度，似乎能够给予贝安德足够操作空间。民调显示，首选支持英国完全加入欧盟的受访者最多（33%），其次是寻求“挪威模式”的单一市场身份（23%），第三则是以广泛条约维系与欧盟关系的“瑞士模式”（11%） ，而个别协议谈判的“斯塔默模式”则在大幅落后下排最后（9%）。

在这情况下，贝安德显然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可以提出一项更宏大的“入欧”愿景，而不会遭到党内或民意的反弹。如果初期进展顺利并且获选民高度认可，贝安德甚至可以将它塑造为主要政纲，宣布提前大选，获得正式的民意授权。

要解决英国的政治、经济困局，单单是重返欧盟当然并不足够。贝安德最近承诺维持斯塔默政府主要经济措施，显然无助解决英国债务高企、生产力低下的问题。

被视为贝安德顾问、智库“共同财富” （Common Wealth）创始人劳伦斯（Mathew Lawrence）22日出版了一篇名为《生产型国家》论文，其中填补了“曼彻斯特主义”的经济内容空白，详细阐述了英国未来数年不应逆转“新自由主义”，甚至应透过改革衡量政府财政状况的框架，增加公有化（不只是贝安德所说的“增加控制”）程度，建立全新的经济结构，才可走出经济困境。比起斯塔默政府，这论文的内容或许是贝安德更应参考的对象。

无可奈可的是，彻底解决问题确实不是贝安德迫切须达成的目标。他目前虽还未接任首相一职，但留给他的时间实际并不多，选民对他的耐心绝不会比对斯塔默的多。因此，贝安德在选民所余无几的耐心被磨灭前，说服他们自己可带领国民走出“旋转木马悲剧”，确保现仅余下19%支持度的工党，在2029年或之前的英国大选“生还”才是其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