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战争牵动黎巴嫩、加沙起火的当下，以色列也没有停止对叙利亚的攻击。

8月18日，以色列以“土耳其即将驻军”为由，忽然空袭叙北的阿布杜胡尔空军基地（Abu al-Duhur Air Base），引发叙土两国的同声谴责，但以色列随即又在22日发动新攻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Tom Barrack）为此批评，以色列的袭击事前都未通知美方，可能是为刻意激怒土耳其引爆战争。显然，巴拉克暗示以色列对于叙利亚的种种袭击，是因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有意为10月大选创造优势。

不过即便如此，以叙双方还是在美国大力斡旋下，于23日在约旦举行了高级别会谈。根据叙利亚媒体报道，会谈重点聚焦以色列停止袭击、逮捕、定点清除行动，以及以叙双方重启安全协议谈判，为未来达成更广泛的协议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双方还讨论缓解以色列与土耳其的紧张局势，以防两国的未来对抗波及叙利亚领土。

这就反映当前围绕叙利亚的各国干涉脉动：美国面对由伊朗“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转为亲美政权的新空间，有意藉著以色列、土耳其等亲美盟友投射影响力，因此必须阻止双方兵戎相见；而以色列虽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支柱，却往往“自带议程”，不论是对内大选需要或对外扫除威胁，所以不会完全“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在加沙、黎巴嫩如此，于叙利亚亦然。

再来就是土耳其。平心而论，土耳其介入叙利亚的时程悠久，早在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尚未垮台时，就已经因为内战爆发、“伊斯兰国”崛起等混乱情势，而在2016年直接入侵叙北，于两国边境强势打出了“安全区”，随后又发起多轮军事行动，在叙北不断扩大占领，直到2020年与俄军发生冲突才告暂停。之后随著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土耳其又在2024年开展了新行动，同时促使旗下代理武装加入反政府攻势，成功在2024年底推垮阿萨德政权，并与随后的沙拉（Ahmed al-Sharaa）政权建立战略合作，主导了叙利亚民主力量（SDF）等库尔德武装并入叙军的关键进程。

可以这么说，不论是作为“抵抗轴心”板块、又或是亲美空间的叙利亚，土耳其都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这背后当然来自安卡拉经纬中东、扩大影响力的地缘雄心。只是从现实发展来看，土耳其也始终面临类似牵制：在阿萨德时期，土耳其必须学会与俄罗斯井水不犯河水；在沙拉时期，土耳其又面临以色列愈发凶悍的恐吓。而毫无疑问，后者也会牵引土耳其在8月7日与沙特、巴基斯坦共同签署的《麦加联合防务协议》（Mecca Joint Defence Agreement），也就是各方热议的“中东北约”雏形。

因此，叙利亚似乎成为某种脉络博弈的缩影：在加沙战争、伊朗战争重创德黑兰的背景下，土耳其的“新帝国梦”虽有扩张空间，却也面临以色列的强势拦阻；可是诉诸集体安全机制，是否就真能成全“新帝国梦”本身，似乎又是一个新的大哉问。

从区域冲突到战略敌对

首先观察以色列与土耳其的战略敌对关系。

如前所述，在过去以色列与伊朗剧烈对峙的脉络下，土以双方的地缘博弈似乎不受关注，例如在叙利亚，土耳其明显面临俄罗斯的战略牵制。可是时移事易，土以双方经历了各自多年经营、加沙战争激化两国矛盾、伊朗战争重创德黑兰能量后，如今已经基本进入全面战略博弈状态，战线则是从叙利亚一路蔓延到东地中海。

在叙利亚，以色列的空中优势直接削弱土耳其的扩张潜能。除了近期针对叙北空军基地的打击外，以色列也在2025年4月空袭了叙利亚中部的T-4空军基地（Tiyas Air Base），原因就是土耳其据传要在当地进行军事部署。而从后续发展来看，即便土耳其已与沙拉政府建立国防伙伴关系，并且正在训练叙利亚新军，同时也在叙军中安插代理人，却始终无法在北部以外建立军事基地，这背后明显就有以色列的因素。可以这么说，以色列在叙利亚的空中优势，正是土耳其无法将军事存在扩展到叙北以外地区的原因之一。

在东地中海，以色列与希腊、塞浦路斯的新国防伙伴关系也持续扩大，如今三国已经正式制定计划，要深化军事合作并且开展联合海空演习，塞浦路斯也通过采购以色列防空系统强化了军事能力。2026年6月，美国、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正式成立东地中海能源中心（EMEC），要进一步巩固四方的能源伙伴关系，其实就是否决了土耳其长期以来的塞浦路斯近海资源诉求。显然，在东地中海地区，以色列已经卷入围绕塞浦路斯的长期冲突，并且公开挑战了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地位。

此外，这种博弈也延伸到了红海与非洲之角走廊：土耳其支持索马里（Somalia），以色列则在2025年12月正式承认索马里兰（Somaliland）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两国由此陷入非洲之角的间接统治之争。

从土耳其的视角出发，自己似乎面临以色列的双层夹击：一方面，以色列持续扩大在叙利亚、东地中海地区的地缘影响力，挤压土耳其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以色列又利用自身在美国国会的影响力，要对美土关系“见缝插针”。在土耳其看来，以色列既是叙利亚稳定进程的最直接破坏者，也是安卡拉与美国实现关系“重启”的最强否决者。

而从以色列的视角出发，土耳其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地缘威胁。2025年1月，由以色列前国家安全顾问纳格尔（Jacob Nagel）领导的政府委托国防战略小组纳格尔委员会（Nagel Committee），就已建议以色列做好与土耳其可能发生直接对抗的准备，并警告称，“与土耳其结盟的叙利亚政权，可能会演变成比伊朗威胁更危险的局面。”此后在以色列政治论述中，这种论调更是愈演愈烈，众多社群媒体评论员和前总理贝内特（Naftali Bennett）都同步警告称，“土耳其就是新伊朗”。

显然，当前的土以关系正如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所述：“如果你在特拉维夫醒来，读报纸，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报纸上画著奥斯曼帝国2.0的版图；如果你在伊斯坦布尔醒来，读报纸，你会看到大以色列。”

土耳其的联盟式反制

可以这么说，对土耳其而言，近年的中东战火虽然带来新机遇，却也导致了新困境，而以色列毫无疑问就是困境本身。关键在于，安卡拉希望在建立新势力范围之余、向美国展现稳定伙伴的形象，华盛顿也希望减少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可是以色列的反复袭击与浓烈战意，又会将土耳其与美国同步卷入无尽冲突的风险。

因此，“合纵连横”似乎成了土耳其的应对之道。例如，近年土耳其明显缓和了与海湾国家的敌对情绪，并也愈发倾向于较为宽松的小规模多边机制，例如2026年3月与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共同成立的四国集团，以及8月与沙特、巴基斯坦共同签署的《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当时土耳其就强调，协议本身具有北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性质，“攻击一国等于攻击三国”，而且透露埃及也正准备加入。

显然，土耳其希望建立更加广泛、由区域中等强国组成的联盟，来制衡以色列的军事优势、抵制特拉维夫的外交压力，同时打破周边地区的不利局面。正如土耳其外长菲丹（Hakan Fidan）所说，中东需要建立自己的安全框架，“看看欧盟是如何从零发展到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当然，土耳其也不会直言以色列就是所有安全机制的平衡目标。例如菲丹同样强调，只要巴勒斯坦问题得到政治解决，中东的区域安全机制也可以容纳以色列，“如此一来，以色列的安全也将得到周遭国家的极大帮助。”

只不过，土耳其的联盟式反制目前看来仍有极限。关键在于，中东政治局势的长期分裂、土以之间的敌对关系，以及阿拉伯国家对于伊朗、以色列、土耳其的深切猜忌、甚至海湾内部的领导权之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中东本土倡议、由下至上的集体安全尝试，从而为美国的间接统治制造无尽空间与机会。

例如针对《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土耳其原本力邀埃及加入，可是在以色列表达关切、沙特也认为埃及过度亲近阿联酋的背景下，这一尝试最终没有成功；已经与以色列建交的阿联酋甚至讪笑，“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三国间根本不存在共同敌人”。

不过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现实，也就是虽说土耳其强调协议性质等同北约第五条，“攻击一国等于攻击三国”，但协议签署后也门胡塞依旧持续袭击沙特炼油厂，不论巴基斯坦、土耳其都没有下场反击；正如面对持续升温的叙利亚土以冲突，巴基斯坦与沙特同样没有展现干预意愿，也未对以色列进行任何谴责。

或许可以这么说，土耳其的联盟平衡尝试，可能更多反映了安卡拉对于区域情势的威胁感知，并且希望从制度层面寻找解决之道，却不保证能在操作层面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