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11月3日和11月28日，这32天内以色列、美国与巴勒斯坦将先后迎来三场重要选举。总共执政超过19年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正面临下台风险；以色列对美国政坛和民意的影响力持续减弱，中期选举前的民主党初选中，多名亲巴勒斯坦候选人胜出，而共和党内部也开始浮现反以声浪；巴勒斯坦则在时隔20年后再次举行议会选举，原则上已同意解除武装的哈马斯（Hamas）则明确表示有意参选。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主导的加沙和平计划仍陷僵局：内塔尼亚胡坚持哈马斯必须先全面解除武装，以军才会撤出加沙；哈马斯则要求以方先遵守停火及撤军，而解除武装进程应分阶段、有条件地逐步落实。加沙问题在三地选举中均占重要份量，选举结果是否会为这一困局带来变数，甚至为中东地区和平带来破局？

美以“由下而上”现分歧

尽管美国中期选举在以色列大选之后举行，但近几个月多场关键初选结果表明，民主、共和两党对以色列的传统支持正悄然流失。

6月纽约州民主党众议院初选中，自称“自由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纽约市审计长兰德（Brad Lander，本身也是犹太裔）、反加沙战争示威的核心组织者希瓦利埃（Darializa Avila Chevalier）及州众议员瓦尔德斯（Claire Valdez），在党内左翼新星、纽约市长曼达尼（Zohran Mamdani）的背书下，成功击败各自对手。

三人均强烈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将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定性为“种族灭绝”，并承诺当选后投票反对向以色列提供无条件军援；曼达尼亦多次狠批以色列，甚至探讨过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能否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战争罪指控，将内塔尼亚胡逮捕。

两个月后，进步派候选人萨依德（Abdul El-Sayed）在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院初选中以弱胜强，击败了曾投票反对限制对以无条件军援、竞选支出高出他约9倍的党内对手史蒂文斯（Haley Stevens）。史蒂文斯获得以色列游说集团“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旗下主要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联合民主计划”（UDP）的支持，后者投入了3190万美元，创下AIPAC在单一竞选中投入金额的最高纪录。

这似乎反映出，随着民主党内部挺以选民基本盘崩溃，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支持正从候选人的资产变为负担。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数据，民主党选民对以色列人及其政府的正面看法在过去三年持续下滑，今年分别跌至43%和16%的最低点。史蒂文斯接受AIPAC资金，反而成为对手攻击的突破口，最终酿成重大挫败。

以色列在共和党内的前景也面临愈来愈多的挑战，美媒Axios报道，萨依德11月大选的对手、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罗杰斯（Mike Rogers）在与AIPAC主席Michael Tuchin会面后，该组织便搁置一则已制作完成、针对萨依德的攻击广告。美媒称，这一决定是应罗杰斯团队的要求，他们担心AIPAC的支持会产生反效果，因此促对方不要公开作出支持。

更值得关注的是，共和党年轻选民对以色列的拥护程度已大不如前。民调显示，65岁以上共和党人中，83%和75%分别对以色列人及其政府持正面看法；但在30岁以下共和党人中，这一比例骤降至42%和28%。

作为共和党政治世代交替的象征、有望角逐2028年大选的42岁美国副总统万斯（JD Vance），似乎已察觉到党内年轻人态度的转变。自伊朗战争陷入僵局后，他频频公开批评以色列，今年6月更直言，特朗普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并以半威胁的口吻促以色列内阁勿对美国诸多怨言。

为应对美国民意的改变，以色列计划十年内逐步摆脱对美国军事援助的依赖，并与美国的军工产业进行一体化合作，最终达到军事上的自给自足。然而，这些措施须双边长期实行，最坏的情况下，亲巴或反以的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2年后便会上台，彻底打乱计划。忽视美国民众的观感，不论长期或短期都将对四面环敌的以色列形成致命的安全困境。

尽管这次中期选举未必会立刻改变美以关系，但两党对挺以立场的质疑，已展示了长远来看美国放弃无条件支持、甚至对以施压的可能性。

以色列大选能“从上”弥合？

再看以色列大选，更能突显美以民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面对贪腐案、司法改革争议、极端正统派犹太人（Haredim，又译哈雷迪）征兵问题等争议，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Likud）很可能失去最大党地位，他本人亦存在下台可能。然而，反对派选民所支持的两位“中间派”领袖，在相关议题上却与内塔尼亚胡差别不大。

以色列议会共120席，由全国一区的比例代表制选出，而政府组建须获至少61名议员支持。据以媒9月2日民调，支持与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各占53席，距多数尚差8席。由于多数反对党拒绝与任何阿拉伯政党联合组阁，最终“造王者”角色可能落在三个被评论界称为“第三阵营”的不结盟右翼政党手中，它们的首要目标是推动全民征兵制，不再豁免哈雷迪。

目前民调领先的反对党，包括以军前总参谋长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领导的“Yashar”党，以及前总理贝内特（Naftali Bennett）领导的“B'Yachad”党。二人被归为“中间派”，但在巴勒斯坦、伊朗战争等问题上，与内塔尼亚胡仅有形式差异。艾森科特反对以色列全面吞并约旦河西岸及明显违反国际法的“E1定居点计划”，但整体支持犹太定居点建设；贝内特则较激进，主张以色列单方面吞并已被其军事控制多年的C区。两人均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此外，二人仅从“方式上”批评内塔尼亚胡的战争策略，而非反对战争本身。事实上，他们在军事上均属强硬派——臭名昭著的“达希耶主义”（Dahiya Doctrine，主张以不成比例武力打击藏匿武装分子的平民目标）正是艾森科特提出；贝内特则长期推崇“八爪鱼主义”（Octopus Doctrine），主张直接打击伊朗政权（即所谓的“章鱼头部”），而非仅针对地区代理人。

问题在于，以色列能否在“换汤不换药”的情况下，放弃最极端、不妥协的立场。内塔尼亚胡政府长期依赖极右翼支持，本次选举亦然。最新民调显示其阵营能与反对派打成平手，正因数个极右小党刚好跨过3.5%的选举门槛获得席位，但这一局面未必能在正式大选中重现。内塔尼亚胡近期多次呼吁这些政党组成选举联盟，但对方未予理会。

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极右翼是政治生存的关键；但对以色列而言，却是负担。曾几何时，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任何人若指控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或战争罪，都会被贴上“反犹”标签，但那样的日子已一去不返。这一定程度上正是以色列极右翼极端姿态和拒绝妥协的外交所造成，随着选举临近，极右派的竞选宣传愈发极端，甚至包含非人道内容——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近日便上传一段涉主张虐待巴人囚犯的人工智能（AI）影片，引发广泛争议。

长期来看，除非以色列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否则即使换总理，似乎也难以挽回美以关系。不过，考虑到艾森科特和贝内特均强调务实立场及重建以色列外交形象的重要性，若反对派最终能摆脱内塔尼亚胡及极右政党组建“中间派”政府，或许更有动机在已获美国及国际社会支持的加沙和平计划上作出妥协，允许负责加沙管治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NCAG）人员进入当地，可能是潜在的第一步。

目前，穷兵黩武是以色列在美国输民意的主因，美国左翼批评以色列实行“种类灭绝”，MAGA右派则不满以方屡破坏停火，把美国拖入无止境的战事及拨出对美不利的无条件军援。倘以色列新政府能一改内塔尼亚胡的好斗面貌，或多或少都能阻以色列的形象恶化。

不过，相较于一周后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以色列大选与一个月后的巴勒斯坦选举有着更直接关联。

哈马斯再参与选举：加沙和平契机？

二十年前，巴勒斯坦举行最后一次立法机构选举，哈马斯胜选并组建联合政府。2007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与哈马斯爆发内战，此后选举再未举行。而属于PLO最大组成部份的法塔赫（Fatah）主席兼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曾于2021年下令举行总统和立法选举，但数月后突然改变决定宣布推迟。如今，巴勒斯坦人将于11月28日再次迎来投票机会。

尽管对重蹈2006年选后爆冲突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但此次选举或能为加沙和平注入新的活力。虽然选举并非加沙和平计划的明确要求，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进行改革却是该计划的重要一环，在多数巴人眼中，自治政府缺乏民意基础且效率低下。巴勒斯坦选举能否顺利举行仍是未知数，但至少在理论上，它能为政治生态带来新动能。

另一关键之处在于，阿巴斯要求所有参选者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人唯一合法代表、承认国际合法性决议并接受以往签署的协议。哈马斯虽拒绝这些法律前提，但同时表示正与各派系接触，计划以尽可能广泛的全国联盟形式参选。

有分析认为，哈马斯此前解散了其在加沙作管治的“紧急委员会”，同意分阶段有条件解除武装，如今又表态参选，反映出它不再将直接行政管理放在首位，而是希望在短期内保留一定军事能力，长期寻求获得政治承认，包括正式的立法地位及使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财政金融机制的权限。

尽管以色列普遍对哈马斯参选动机存疑，但这或许能为双方创造更多弥合空间。例如，以色列商业银行原定于9月1日切断与负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金融交易的巴勒斯坦银行业务往来，但经与财政部协商后，将代理通汇服务暂时延长至今年底，届时将由以色列大选后的新政府决定后续安排。

换言之，如果哈马斯希望通过重返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来巩固政治资本，那么在理想情况下，一个愿妥协、由反对派组成的以色列新政府，大可利用这一契机展开磋商，在互利的框架下，推动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作出让步。

加沙和平计划几乎停滞不前，哈马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之间形成了一道无解僵局。三场选举的结果尚难预料，但倘若一个“无条件挺以的美国不再是必然、愿妥协的以色列新政府上台、哈马斯更重视政治资本而非军事策略”的新格局能够就此成形，那么未来回望此刻，这或许正是加沙甚至中东和平迎来“历史性”变局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