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杜拜航空发生副机师刺伤机长、企图坠机，但被乘客与机组人员力挽狂澜的惊险事件，冲突的政治效应也随后发酵，那就是与10月27日的以色列大选相互连动。

首先，由于这架飞往以色列的班机共有174人，其中大多数是以色列公民，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因此赞扬机上各方，“成功阻止了一场911灾难”，并称如果这次事件未被阻止，将不只是以色列的灾难，也可能影响全球航空业，接下来调查人员将查明疑凶有否同党或伊朗关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Israel Katz）则直接将事件定性为“圣战恐袭未遂”。

无独有偶，特朗普（Donald Trump）也在10月1日表示，德黑兰很可能是杜拜航空机长遭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特朗普甚至强调，一旦前述说法被证实为真，伊朗将遭到“猛烈重击”。

再来，由于内塔尼亚胡曾在此前宣称，“有迹象显示以色列的敌人可能在10月27日大选前发动袭击”，却未交代任何详情，这次事件因此成了某种“预言实现”；反对派领袖拉皮德（Yair Lapid）则批评，不该令公众无理由陷入恐慌，并称内塔尼亚胡在空军基地拍摄的只是竞选片段，若真忧心安全，应先征召军方所需的1.5万名极端正统派教徒入伍，并强调大选将如期举行。

显然，事件本身正在成为以色列大选的一环，只是内塔尼亚胡用以强化安全叙事，反对派则不希望前者因此得利。而这就反映以色列当前的大选概况：内塔尼亚胡阵营与反内塔尼亚胡阵营陷入胶著，以色列的混乱困境则由此看不到尽头。

充满不确定的僵局

首先观察以色列大选走向。

在以色列国会一共120席的背景下，执政联盟至少要跨过61席的过半门槛。但根据以色列第13频道的最新民调，大选结果极可能走向“都未过半”的政治僵局：在单一政党层面，以色列国防军前总参谋长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领导的亚沙尔党（Yashar）以22席居首，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Likud）则以18席排名第二；在阵营层次，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党联盟预计赢得51席，反内塔尼亚阵营预计赢得52席，双方都与过半的61席有一点距离。

而其余席次，则预计集中在联合名单（Joint List）、拉姆党（Ra'am）等阿拉伯政党手中。但不论是内塔尼亚胡阵营、艾森科特领导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都在光谱上偏处右翼，且已表示不会与前述阿拉伯政党组成执政联盟。换句话说，阿拉伯小党虽然身为“关键少数”，却很难真正加入任一阵营。

这或许就解释了9月以来的新发展：9月23日，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禁止拉姆党、联合名单党参加大选，引发了两党的强烈批评，称这将阻碍“代表超过125万选民”的阿拉伯公民投票，并且随后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从形式上来看，这反映2023年加沙战争、2026年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国家安全议题对于日常政治的侵蚀，导致阿拉伯政党愈发举步维艰；不过从现实政治的逻辑出发，这或许不能排除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政治算计”，也就是尽可能削弱“碍事的关键少数”，接著进入与反内塔尼亚胡联盟的生死决战，再设法胜出组阁。

可是即便这种“暗黑兵法”能够奏效，以当前的民调分布来看，大选结果也有极大可能会是差之毫厘的“伯仲之间”。而依照以色列惯例，如果大选出现阵营对立但都能未取得过半，总统将轮流授权各方进行42天的组阁尝试。换句话说，如果内塔尼亚胡希望延续执政，就不只要在大选中尽可能缩小与反对阵营的差距，还必须在组阁阶段成功组建超过61席的过半联合政府。

只是如前所述，从以色列当前的政坛对立、政治极化来看，要形成稳定过半的联合政府，其实相当不容易。回顾1984年的以色列大选，工党与利库德集团同样获得超过40席的好成绩，最终也成功达成条件交换，同意组建多达97席的庞大联合政府，维持了一定时间的稳定执政。

可是今时不同往日，在工党已经解散并入民主党、利库德集团同样衰弱的背景下，以色列政坛的多党趋势愈发明显，传统大党也不再能够一骑绝尘，这点从以色列近年的政府组成就可观察一二：2021年短暂中断内塔尼亚胡执政的反对党政权，只有61席；2022年内塔尼亚胡“败部复活”组成的联合政府，也只有64席。

这种现象的背后脉络，其实反映内塔尼亚胡与反对阵营的各自困境：内塔尼亚胡大势已去，反对阵营却是山头林立。前者因此只能愈发与极右、宗教小党组成联合内阁，后者则是在权力分配、维持执政上反复内斗，尤其是在实际政策领域，反对阵营的立场基本涵盖了从右翼到左翼的辽阔光谱，并也因此一度在2021年成功执政，却又火速在一年后原地解体。

可以想见，10月大选后不论是内塔尼亚胡或反对方成功组阁，情况恐怕都会是同样脆弱的“勉强跨过门槛”，而不是稳定的联合内阁。随后僵局则可能以各种形式出现：第一，反对阵营成功组阁，却很快又因内部矛盾闪电瓦解；第二，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成功组阁。而以上种种，都可能导致以色列于2027年初再次大选，甚至重演2019年到2022年的循环，也就是短短4年内上演了5次大选。

因此，当前以色列不只处于3年战争的未知终局，更是深陷长达7年的政治动荡，并也导致大选结果的难以预测，以及僵局重演的潜在风险。

安全牌对内塔尼亚胡是否有利？

从这个脉络出发，杜拜航空事件无疑对选情产生了复杂影响。

首先，由于内塔尼亚胡选前就已发出预告称，“可能出现针对以色列的攻击”，这起事件因此成为某种“预言成真”，不论背后成因是否与伊朗有关，内塔尼亚胡都有机会借此强化“以色列被外部敌人围攻”的安全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激励选民投票，正如过去加沙战争期间，以色列先后入侵黎巴嫩、叙利亚等地，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励民调的作用。

可是与此同时，围绕2023年10月“阿克萨洪水行动”的相关争议，正好也是这次大选的议题之一。

早在2026年2月6日、伊朗战争爆发前，内塔尼亚胡就公布一份自己在以色列国家审计署调查期间的答复文件，内容将“未能阻止行动发生”的失败，归咎于“破坏团结的政治对手”，并为自己塑造了“力挽狂澜”的正面形象。

毫无疑问，这一举措引发了反对派批评，包括创立亚沙尔党的艾森科特，都愤而抨击内塔尼亚胡变造真相、公布文件“全为改善自身形象、撇清责任并损害其他候选人的利益”。随后，反对党纷纷在竞选纲领中承诺，将针对“阿克萨洪水行动”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揭发“被内塔尼亚胡隐藏的真相”。

到了9月，事件发酵得更严重。9月8日，以色列《国土报》（Haaretz）的报道揭发，内塔尼亚胡早在“阿克萨洪水行动”发生前几天，就已收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ohamed bin Zayed Al Nahyan）的预警，却并未向以色列安全部门负责人发出警告。对此内塔尼亚胡严词否认，批评报道内容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但反对党领导人已经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对内塔尼亚胡展开“立即彻底的调查”。

可以这么说，“安全牌”对于当前的内塔尼亚胡而言，其实是某种效果未明的双刃剑：当内塔尼亚胡借由战火未止、外部威胁，包括这次杜拜航空事件，反复调动恐惧“以色列灭国”的选民情绪，其实也是在同一时间不断提醒民众，“阿克萨洪水行动”正是发生在内塔尼亚胡任内，而且这起事件原本有机会被避免。

此外，除了效果难料的“安全牌”，这次大选也牵动反对阵营用以围攻内塔尼亚胡的其他话题，包括2023年开始的以色列司法改革示威、加沙战争爆发后加遽的哈雷迪教徒征兵以及豁免兵役问题、以色列日渐高涨的生活成本。以上种种，都不是强化“以色列灭国”的选民情绪，就能轻易消于无形的存在，也不是“换人做做看”，就能一夕解决的简单问题。

可以这么说，在经历3年战火、陷入7年政治极化泥淖下，内塔尼亚胡的当前任期充斥屠杀、冲突、示威与经济凋敝，腐败审判的阴影也随之涌动；正如以色列军队身陷加沙、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四条战线，白宫里却坐著一位行事不稳的总统。可是层出不穷的竞选承诺、联盟竞争、合纵连横，却又不保证解决前述难题。

况且从内塔尼亚胡的过往操作来看，这位以色列“政坛不死鸟”如果不能第一时间取胜，也往往会退而求其次，那就是确保所有敌人都不会获胜。因此尽管从当前民调来看，内塔尼亚胡的选情相当不乐观，却也不能就此推论以色列即将变天，况且即便以色列变天，后续恐怕也不会是截然不同的新起点，而是长期弥漫的不确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