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Isaac Herzog）宣布委任亚沙尔党（又译正直党）主席艾森科特（Gadi Eizenkot）组阁，为10月27日的大选僵局开启新战线。

从大选结果来看，艾森科特的四党联盟获得了48席，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右翼和宗教联盟则获得53席，没有一方达到过半所需的61席。这就意味，代表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的阿拉伯小党们，其实赢下破纪录的19席，有机会成为日后组阁的“造王者”。换句话说，新一轮合纵连横必然在选后上演。

因此，赫尔佐格从11月4日起便陆续与所有政党磋商，包括与内塔尼亚胡、艾森科特双方进一步会谈。期间，艾森科特获得了67票推荐，内塔尼亚胡则获得46票，拥有7席的联合托拉犹太教党（United Torah Judaism）则没有提出任何推荐。随后，赫尔佐格的决定如前所述，选择了艾森科特在未来28天先行尝试第一轮组阁，并且拥有最长14天的延后期。如果42天后新政府依旧难产，内塔尼亚胡可能获得第二轮组阁权。

而从当前局面来看，艾森科特与其领导的“变革联盟”要组成超过61席的新政府，必然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寻求突破：第一，尝试撬动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第二，设法与作为关键少数的阿拉伯小党合作；第三，试图拉拢极端正统犹太教派（Haredi，又译哈瑞迪）政党。

不过，有鉴于战争情境导致阿拉伯小党处境尴尬、“变革联盟”内部又立场不一，手握组阁权的艾森科特是否真能成功达阵，由此终结内塔尼亚胡第三次执政，其实还在未定之天。

利库德集团是否愿意“团结”？

首先是与利库德集团的艰难合作。

11月7日，亚沙尔党发表声明，邀请“利库德集团及其盟友”加入艾森科特领导的联合政府，但这当中不包括内塔尼亚胡。显然，这种安排一来是想极大化组阁成功率，二来是想避免艾森科特“前后不一”：早在选前，艾森科特本人就多次强调，自己不会与内塔尼亚胡在任何联合政府中合作，更称任何在2023年10月“阿克萨洪水行动”当下身居要职的高层，都必须退出政坛以示负责。

无独有偶，内塔尼亚胡似乎也“英雄所见略同”。11月7日当晚，内塔尼亚胡就呼吁艾森科特领导的“变革联盟”与利库德集团共组“民族团结政府”，但也同样有附带条件，那就是必须涵纳上届联合政府的所有盟友，包括极右翼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Religious Zionist Party）、犹太力量党（Otzma Yehudit），以及极端正统派政党。

显然，内塔尼亚胡同样因为选后僵局放宽了组阁条件。10月27日投票结束后几小时，这位强人一度宣誓将组成“强大的、全国性的右翼联盟”；但到11月2日，类似呼吁成了组成“由自己领导的广泛全国性政府”；再到7日，则直接点名“变革联盟”与利库德集团共组“民族团结政府”。

不过这种尝试不论由谁主动，都必然会面临两大障碍。首先，“变革联盟”基本上很难与极右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犹太力量党合作；再来，内塔尼亚胡与艾森科特都希望“民族团结政府”是由自己领导。

即便内塔尼亚胡并没有公开提出权力分享轮换协议，但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Kan已在7日援引一位不具名的内塔尼亚胡助手消息，表示如果举行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同意讨论这种可能性。可是从艾森科特的立场出发，与内塔尼亚胡合作可能重挫自身政治形象，直接导致选前各方簇拥的反内塔尼亚胡大旗倒塌，自己也因此沦为“为权力出卖灵魂”的政客。基本上这也正是甘茨（Benny Gantz）声势崩塌的过往路径。

因此艾森科特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应会极力避免与内塔尼亚胡共组“民族团结政府”，但这又会直接推高利库德集团的合作门槛，毕竟内塔尼亚胡似乎没有面临明显的党内挑战。

阿拉伯小党能否“跨越藩篱”？

再来是与拉姆党（Ra'am）和联合名单（Joint List）两个阿拉伯小党的跨界合作。基本上这种操作理论上可能，却必然面临不小的现实挑战与执政风险。

首先是内塔尼亚胡阵营的持续攻击。11月7日内塔尼亚胡除了呼吁“变革联盟”与利库德集团共组“民族团结政府”外，也再次严厉警告称，反对与阿拉伯小党等“恐怖主义支持者”共组政府，并抨击艾森科特“有人想最快在下周就组建由恐怖主义支持者组成的政府。他们想在以色列国建立一个由那些想要消灭以色列国的人组成的政府”、“一个依赖哈马斯支持者的政府不会与哈马斯作战，也不会保护在加沙和黎巴嫩作战的以色列士兵”。

同时，内塔尼亚胡还连动了近期的欧洲骚乱，称如果由阿拉伯小党支持的政府组建，那么最近几周在欧洲发生的“伊斯兰主义骚乱”将在以色列重演，“如果以色列继续这样治理国家，就根本无法生存。”而种种指控，最后都会通向一个结论：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包括“民族阵营”（意指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的所有政党，以及所有希望保护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组成民族团结政府将永久消除伊朗的核威胁，保护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地位，并促进我们之间的团结。”

无独有偶，“变革联盟”内部也对与阿拉伯小党合作存在不少杂音。例如“以色列家园党”（Yisrael Beiteinu）领导人利伯曼（Avigdor Liberman）就强烈反对与阿拉伯小党联合执政，认为这必然损害国家安全；“团结党”（Together）共同领导人贝内特（Naftali Bennett）也持同样立场，理由是部分阿拉伯议员在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以及面对10月7日的冲突上，持有争议的立场。

这就导致，艾森科特本人或许不排除与阿拉伯小党合作，但作为“变革联盟”领袖，这位前高阶将领还是不能强渡关山，因此在回应11月7日内塔尼亚胡指控时，亚沙尔党再次强调，艾森科特只会与支持自己提出“四项原则”的以色列议员合作，包括承认哈马斯是恐怖组织，并致力于摧毁其军事和执政力量、承认以色列国为犹太民主国家、遵守《以色列独立宣言》的价值观、同意实施全民服兵役制度。

基本上，这种宣称当然最大程度保全了“变革联盟”稳定，却会在一定程度上阻却与阿拉伯小党的合作。当然，艾森科特或许也不排除与阿拉伯小党进行“少数政府式”合作，但即便是这种尝试也很难被“变革联盟”内部接受，例如利伯曼已强硬表态，既反对阿拉伯小党入阁，也不接受“不入阁、仅在国会信任投票中弃权或提供外部支持”的少数政府方案，并称“以色列家园党会对这种政府投下反对票”。

显然，即便拉姆党曾在2021年加入贝内特内阁，但在2023年加沙战争、2026年伊朗战争陆续爆发的背景下，阿拉伯小党即便拿下破纪录席次，参与组阁、进行合作的道路却是愈发狭窄。

极端正统犹太教派能否“获得妥协”？

再来是与极端正统犹太教派的尝试妥协。而这也就会连动艾森科特前述“四大原则”中的第四点：同意实施全民服兵役制度。

关键在于，极端正统犹太教派的核心立场之一，就是不参与以色列的兵役制度。可是综观“变革联盟”的各方立场，除了“以色列家园党”领导人利伯曼，因为坚决不与阿拉伯小党合作，而表态愿在关键的“兵役法”议题上进行“痛苦的妥协”外，基本上艾森科特的亚沙尔党、贝内特与拉皮德（Yair Lapid）的团结党、戈兰的民主党（Yair Golan），都依然坚持取消对极端正统犹太教派的兵役豁免，并停止向逃避兵役者家属发放国家福利。

显然，利伯曼“痛苦的妥协”并没有说服“变革联盟”其他盟友。甚至利伯曼也已在11月8日进一步澄清，称“愿意妥协并不代表放弃价值观与原则”，自己依然支持全民皆兵，但建议以他本人在2018年提出的兵役法案为基础，与极端正统犹太教派协商扩大征兵的折衷方案，而非要求一步到位的全面强制征兵。

不过，利伯曼的努力似乎不是没有成效，因为作为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一员、手握7席的联合托拉犹太教党，就没有在这次组阁前磋商中提出任何推荐，形同释出“接受拉拢”的讯号。其实，利伯曼本就曾是极端正统犹太教派政党的政治盟友，只是2019年与内塔尼亚胡决裂后，就转为反对极端正统犹太教派男性免服兵役的代表之一。

可是即便如此，同为内塔尼亚胡执政阵营、另一极端正统犹太教派政党沙斯党（Shas）却是立场强硬。

此前以色列第12频道虽有报道称，托拉贤哲委员会（沙斯党的决策拉比权威机构）的一位消息人士称，如果联合托拉犹太教党的精神领袖批准加入由艾森科特领导的政府，沙斯党不会反对或投票反对，“沙斯党的拉比绝不会与联合托拉犹太教的拉比对抗，这将导致极端正统犹太教派内部出现巨大分裂。”如果真是如此，48席的“变革联盟”加上7席的联合托拉犹太教党、6席的沙斯党，就能刚好跨过61席执政门槛。

可是，沙斯党已经公开驳斥，自己可能加入艾森科特政府的报道是“完全的假新闻”，尽管这些报道只是说该党可能避免反对，而非一定加入。沙斯党还补充，“这是按照托拉贤哲委员会的指示，沙斯党是右翼阵营的一部分，热爱托拉和犹太传统。”当然，这背后或许也不能排除一个现实：沙斯党长期领导人阿里耶·德里（Aryeh Deri）是内塔尼亚胡最密切的政治盟友之一。

因此，根据以色列第13频道报道，内塔尼亚胡也正向联合托拉犹太教党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不能参与艾森科特的组阁。

可以发现，艾森科特获得组阁权确实是选后僵局的一大进展，却不代表已经终结、乃至超越僵局本身。展望“变革联盟”眼前的三条组阁路线，不论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合作、与阿拉伯小党组阁、对极端正统犹太教派进行妥协，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噬“变革联盟”甚至艾森科特自己。而只要僵局持续导致第一轮组阁失败，不论内塔尼亚胡能否在第二轮组阁成功，又或是拖到2027年重新大选，基本上都能以“看守政府”身分继续自己的第三次执政，不论是战时状态或苟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