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北京会晤余温未散，时隔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又将在华盛顿会晤。如此高频的元首互动，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昊看来，信号很明确：元首外交已成为当前稳定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战略锚点。

孙成昊与观察者网对话时表示，过去几年中美在经贸、科技、台湾、安全等领域的矛盾相互叠加，部门层面的沟通很难解决中美“要建立一种甚么样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需要最高领导人从战略层面持续校准方向。

“中美关系不能长期依靠危机发生之后再进行‘灭火’。”孙成昊分析称，5月份，中美双方提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两国正在尝试从过去“容易失控的”竞争关系，转向一种“可管理的”竞争关系。

但“稳定”并不意味着分歧消失。

贸易领域，关税、市场准入和供应链问题仍在谈判；科技领域，美国对华芯片和先进技术限制仍在持续，双方却也开始面对AI失控、网络攻击以及军事AI等共同风险，AI安全治理有望成为新的合作议题。台湾问题则依然是中美关系最敏感的“引爆点”。

而中期选举临近，让特朗普在谈判中面临“既要成果、又要强硬”的双重压力。

孙成昊认为，中方更希望通过此次元首会晤，

让特朗普本人形成更强的政治约束和风险意识，避免台湾问题成为不断试探彼此底线的筹码。

他总结道，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价值，最终要靠具体机制和双方行为来检验。

有美国专家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提法是为美国设置“战略陷阱”。

“此观点带有比较强的零和竞争思维，”孙成昊指出，“若中美把任何‘稳定’都理解为对方策略，把任何‘克制’都理解为自己吃亏，最终只会持续加码，而这种状态对两国未必有利。”

【以下为对话实录】

观察者网：今年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近半年后，两国元首又在华盛顿会晤。如此高频的元首互动，在当前中美关系背景下释放了什么信号？

孙成昊：这首先说明在当前中美关系中，元首外交已经成为稳定双边关系最重要的战略锚点。

过去几年，中美之间的矛盾集中在经贸、科技、台湾、安全等领域，且相互叠加，任何一个领域的摩擦都可能迅速外溢，影响两国关系。这种情况下，部门层面的沟通很难单独解决“中美究竟要建立一种甚么样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需要两国最高领导人从战略层面不断校准方向。

5月双方明确提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且将这一定位作为未来更长时期的战略指引。这本身就说明双方都认识到，中美关系不能长期依靠危机发生之后再进行“灭火”。

其次，高频互动也说明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新节奏，即通过元首引领带动外交、经贸、安全以及其他领域沟通。7月中美外长会晤、8月中方与美国驻华大使的沟通，都把“落实元首共识”和准备下一阶段高层交往放在突出位置。“建设性战略稳定”不是一次峰会之后形成的静态平衡，而需要持续互动、机制建设和具体成果共同支撑。

当然，高频会晤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美关系仍然具有相对脆弱性，需要不断投入政治资源。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双方正在尝试建立一种元首战略引领、部门落实共识、机制管控分歧的模式。如果这种模式能够逐步稳定下来，未来中美关系就可能减少过去那种因为一件事而冲击整个关系的大幅摆动。

观察者网：您如何评价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的落实情况？中美关系是否真的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新阶段？

孙成昊：我认为，中美关系可以说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新阶段，但这种稳定是有限的、有条件的，且仍处在形成过程中。

判断这一框架是否落实，不能以双方还有没有矛盾作为标准，因为5月提出这一定位时，中美间的贸易、科技、台湾等结构性分歧本来就没有消失。

“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核心，恰恰是在承认竞争和分歧长期存在的情况下，使合作能够继续、竞争保持一定边界、分歧不至于失控。中方将之概括为“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白宫也正式接受了“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表述。

从过去几个月来看，中美之间至少在几个方面取得进展：

元首共识继续成为双方沟通的主线；
经贸方面建立了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这样的新机制，双方也继续围绕关税、市场准入和供应链问题磋商；
外交渠道保持运转，中美高层官员保持接触，并且都在为新的互动做准备。

这说明，5月会晤没有停留在政治表态层面，已经产生一定的机制化效应。

但也必须看到，目前，稳定更多体现为“控制下行风险”，而非消除结构性矛盾。美国国内对华战略竞争共识仍然存在，科技限制、台湾问题以及国内政治周期都可能重新冲击双边关系。

因此，我不会把当前状态称作传统意义上的“缓和”或“和解”。更准确地说，中美正在从过去“容易失控的竞争”，尝试转向一种“可管理的竞争”关系。衡量这个阶段能否持续，关键看元首共识能否真正转化为部门行为边界、危机管控机制和持续的正面议程。

观察者网：美国有观察人士认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提法是为美国设置“战略陷阱”。您如何解读这种说法？

孙成昊：我能够理解美国战略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担忧。

部分美国观察人士担心，中国提出“稳定”，实质上是希望美国减少对华压力，从而为中国经济、科技和综合实力发展争取更多时间；还有一些人担心，美方接受这一框架之后，可能在台湾、科技竞争等问题上形成自我约束。

美国学界也存在另一层疑问，即中美虽然使用了同一个“战略稳定”的概念，但对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美方更强调互惠、具体成果和风险管理，中方则赋予它更广泛的关系定位和竞争边界含义。

但如果因此把“建设性战略稳定”直接定义为中国设计的“战略陷阱”，我认为仍然带有比较强的零和竞争思维。

首先，这个概念最终成为双方共同接受的表述，并非中方单方面强加给美方。白宫5月的正式文件同样使用了这一概念，并且强调“公平和互惠”；这实际上说明双方经过协商，各自都能够从这一框架中找到可以接受的内容。这个框架反映的是双方相互调适，中国更加重视具体领域成果，美国也接受了建立总体战略框架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稳定”本身并非某一方独享的战略资源。如果稳定环境为中国提供了发展时间，它同样为美国调整产业政策、提升竞争力、处理国内问题和强化盟友协调提供时间。

因此，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谁通过“稳定”占便宜，而是这个框架能否减少误判、提高可预期性，并让竞争不会向所有领域扩散。如果中美把任何“稳定”都理解为对方的策略，把任何“克制”都理解为自己吃亏，那么最终的逻辑只能是持续加码，而这种状态对两国未必有利。“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价值，最终要靠具体机制和双方行为来检验，而不能仅凭概念本身判断输赢。

观察者网：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您此前指出，“中国因素”已经与美国大量国内议题深度捆绑。中期选举会怎样影响特朗普此次与中国谈判？

孙成昊：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此次对华谈判会产生一种看似矛盾、实际上同时存在的双重压力。

一方面，选举临近会增强特朗普取得可见成果的动力。

当前美国选民高度关注物价、就业、能源和农业等国内问题，9月中旬的民调也显示特朗普和共和党面临不小的国内政治压力，但这些数据只能说明当前舆情状态，并不能直接以此推导中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美谈判能够带来更多美国农产品采购、市场准入、投资和就业机会，或者减少关税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就能够把稳定对华关系转化为一定的国内政治成果。

5月北京会晤之后，美方公布成果时就高度突出农民、工人、波音订单和农产品出口，这种国内政治导向非常明显。

但另一方面，中期选举也会增强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展示“强硬”的政治需求。

美国两党在对华竞争的大方向上仍有相当共识，国会在科技、台湾、供应链和制裁等问题上还会继续施压，因此特朗普既需要证明与中国谈判能够带来实际利益，也要避免被国内批评为对华作出过多让步。

我此前判断“中国因素”已与美国国内大量议题深度捆绑，这一点现在依然成立。中美关系越接近选举周期，就越容易被就业、制造业、农业、能源甚至地区战争等议题重新包装。

所以，我认为，此次谈判会更加重视那些能够落实、能够向国内阐释、同时又具有互惠性的成果。对中方而言，也需要看到特朗普的国内政治约束。与其追求短期的一揽子突破，更现实的是通过元首共识和经贸机制，使美方在选举政治升温后仍然保留一定的政策稳定性。中期选举真正考验的，恰恰是“建设性战略稳定”能否承受美国国内政治周期的冲击。

观察者网：AI有没有可能成为此次峰会一个新的合作点？例如AI安全、军事AI、核指挥系统中的AI应用等问题，中美是否有必要建立专门的风险管控机制？如今，美国又在兴起讨论AI“刹车论”，当然也扯上中国了，您如何解读这种趋势？

孙成昊：AI非常有可能成为此次峰会中新出现的合作议题之一，但现阶段应当把目标设得相对务实。过去中美谈AI更多集中在技术竞争、芯片和出口管制，现在随着前沿模型、AI智能体以及AI辅助网络攻击能力快速发展，双方开始同时面对共同风险。

中方9月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外交部也明确提出中国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高度重视AI内生和衍生风险，包括失控和恶意使用。这为合作提供了比过去更现实的基础。

我认为，风险管控可以逐层推进：

第一层是相对容易形成交集的非军事风险，比如AI辅助网络攻击、生物安全、重大模型事故以及AI智能体异常行为的讯息沟通；
第二层是军事AI，可以讨论人类控制、意外升级、无人系统互动以及危机情况下AI决策造成误判等问题；
第三层最敏感也最重要，就是AI与核武器体系的结合。
简单要求AI完全退出核指挥控制体系并不现实，因为AI可能已经被用于预警、情报分析和辅助决策，更可行的方向是研究哪些环节必须保留有意义的人类控制，哪些应用可能触碰双方无法接受的红线，并逐渐形成风险评估和危机沟通机制。

最近美国所谓AI“刹车论”则反映出一个新的矛盾。

美国Anthropic公司行政总裁阿莫迪（Dario Amodei，又译阿莫戴）担心，AI发展存在递归自我改进、失控和网络攻击等风险。这些担忧有真实技术基础；但他同时明确提出，减速的幅度不能让中国赶上美国，并主张进一步加强芯片限制、打击所谓未经授权的模型蒸馏和模型权重获取。同时，美国国内也有强烈反对“减速”的声音，担心这会损害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竞争优势。

这说明未来AI治理的核心难题之一，是安全逻辑与大国竞争逻辑越来越交织。在这种形势下，中美更有必要建立专门机制，把双方共同面临的高风险问题尽可能从技术竞争中区分出来。

观察者网：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此次会晤中，中方最希望从特朗普本人那里获得什么样的政治信号？

孙成昊：从中方角度看，我认为核心诉求会集中在一个比较明确的政治信号上：美国希望稳定中美关系的战略意愿，也应当体现在处理台湾问题时的谨慎和可预期性上。

此前，中方已明确要求美方慎重处理对台军售，特朗普则表示理解中方对台湾问题的关切，希望双方在其任期内保持关系良好。5月北京会晤时，中方又进一步把台湾称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因此，这一次中方的期待可能有三个层次。

首先，美方遵循一个中国原则的框架，不支持“台独”，避免出现突破政策边界的政治动作；其次，在对台军售和美台互动等敏感问题上保持克制，尤其避免在元首会晤前后推出规模大、象征意义强、容易被中方解读为战略挑衅的措施；第三，也是更深一层的，特朗普应当确认台湾问题不会成为对华谈判中的一个随时可以加码的“筹码”，而应当被置于中美关系整体稳定和危机防控的大框架中。

当然，也要看到美国制度层面的现实约束。

特朗普个人的政策风格具有较强的交易性，但美国国会、安全部门以及长期形成的对台政策仍然具有相当惯性。今年6月，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就公开表示，对台军售决定不会取决于同中国谈判，美国既有政策没有改变。

因此，中方大概不会期待一次峰会让美国对台政策发生根本转向，更现实的期待是通过特朗普本人形成最高层面的政治约束和风险意识，即双方可以存在分歧，但不能让台湾问题成为不断试探底线、最终危及整个中美关系的引爆点。

观察者网：伊朗问题正在成为新的中美摩擦点。截至目前，美国没有进一步制裁中国大型金融机构，会不会之后美国再次借此生事？中国有何应对手段？

孙成昊：今年6月和7月，美国财政部已经对部分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及个人采取制裁，涉及伊朗军工采购、航空和金融网络；但到目前为止，确实还没有对中国大型商业银行采取可能产生系统性影响的制裁。9月14日，美国又以协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制裁俄罗斯大型银行VTB，这说明华盛顿并没有放弃通过金融体系扩大对伊朗“二级制裁”的工具。

因此，伊朗问题后续仍存在向中美关系外溢的可能性。

尤其是如果美伊冲突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恶化，美国可能进一步关注中国炼化企业、航运物流、人民币结算以及金融机构与伊朗之间的联系。

不过，制裁一家中国大型银行和制裁中小贸易企业不是一个量级。前者会影响美元清算、全球供应链和中美金融关系，也很容易直接冲击元首外交正在营造的稳定预期，因此美方在使用这一工具时也要考虑较高的反噬成本。

目前，美国财政部长已明确把中国与伊朗之间的金融联系列入近期中美经贸高层沟通议程，这说明华盛顿更可能首先通过谈判施压，同时保留制裁作为杠杆。

从政策工具看，中国拥有外交交涉、反外国制裁和阻断机制、出口管制以及降低跨境金融风险敞口等多种选择；更重要的是把正常中伊经贸往来与可能触碰国际制裁风险的活动进行更清晰的风险隔离。同时，中方目前仍在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

这说明中方对伊朗问题的基本考虑并不是借机同美国进行另一场对抗，而是防止地区冲突进一步损害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

对中美关系而言，关键在于不要让伊朗从一个第三方问题转化为中美之间新的制裁和反制裁循环。

观察者网：即使此次元首会晤达成重要共识，如何避免再次出现“部门、国会层面重新加码”的情况？

孙成昊：我认为过去几个月已经可以看到这种矛盾和冲突。

元首层面希望稳定关系，但美国国内不同政府部门、监管机构以及国会仍按照各自的安全、产业和政治逻辑推动对华措施。比如5月元首会晤之后，美国在通信设备、供应链和实体清单等领域仍陆续推出新的限制，中方也采取相应反制。

这说明，峰会形成的政治意愿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整个官僚体系的一致行动。美国的制度结构又决定了总统无法简单要求国会停止涉华立法，因此不能期待一次会晤彻底消除这种矛盾。

真正决定稳定能否延续的，是元首共识能否逐渐实现“机制化”和“部门化”。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双方在经贸、科技、安全、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形成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在出台可能严重冲击对方利益的政策之前拥有必要的沟通和预警渠道，同时对哪些措施属于正常竞争、哪些可能触碰双边关系底线形成越来越清楚的认识。

对于国会，则很难建立行政部门那样的直接约束，因此另一条路径是扩大美国国内对稳定中美关系存在现实利益的主体。工商界、州和地方政府、大学以及社会层面的联系越多，中美关系就越不容易完全被安全部门和国会鹰派议题所定义。

最终衡量“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标准也不应是美国以后还会不会出台对华强硬政策，而是这些政策是否仍然存在边界，局部摩擦出现后能否被及时隔离，不再像过去那样迅速带动整个关系螺旋式下滑。

观察者网：美国长期希望欧洲、日本、韩国等盟友在科技和供应链领域配合其对华政策。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美国盟友对“跟随美国对华竞争”的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在特朗普卸任后，会不会持续？

孙成昊：在我看来，美国盟友并没有放弃对华“去风险”，但越来越不愿意把自身对华政策简单等同于跟随华盛顿。也就是说，特朗普第二任期推动的不是盟友与美国完全“脱钩”，而是一种更明显的“选择性协同加战略自主”。

在最敏感的先进技术和供应链领域，美日、美韩乃至欧美仍有很强的协调基础。韩国今年继续参加美国主导的“硅和平”机制，在AI和先进制造供应链上与美国强化合作。日本也继续在经济安全、半导体和关键矿产领域与美国保持密切协调。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要求产业向美国转移以及交易式联盟政策，也使盟友越来越意识到，“经济安全风险”并非只来自中国，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本身也可能形成新的脆弱性。

欧盟现在明确提出对华政策是“去风险而不是脱钩”，同时又在2026年推出新的“技术主权”方案，目标之一就是减少对非欧盟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依赖，显然涉及美国。今年美国试图建立关键矿产价格和贸易集团时，欧洲、加拿大等盟友也对由美国主导的规则表现出明显保留，更倾向于多边化治理。

至于特朗普卸任以后的情况，我认为，需要把“特朗普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分开。

对中国技术能力、关键矿产依赖和供应链安全的“担忧”已经进入欧洲、日本、韩国自身的政策体系，不会因为美国总统更替就自然消失；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供应链多元化也已有较强制度惯性。但同样可能持续下去的，是盟友强化自身战略自主的意愿。特朗普第二任期让盟友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政策本身也具有周期性和不确定性。

因此，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格局，并非美国重新建立一个整齐划一的“对华科技阵营”，而是美国与盟友在少数安全敏感领域保持较深协调，各盟友同时根据自身产业利益和对华关系，在部分领域保留越来越大的自主空间，逐步脱美而不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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