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联会前正副主席李卓人、邹幸彤、何俊仁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迎来宣判：李卓人被判囚7年，邹幸彤被判囚7年3个月，何俊仁被判囚5年2个月。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指出，悼念六四事件而举办的晚会本身并无不妥，本案无关政治观点审判，而是因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违反了国家宪法，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清晰了有关法律边界后，各被告在明知其主张及行为可能违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坚持抗争。

这场宣判标志着香港一个混沌政治时代的落幕，为香港社会重新认识这个城市的政治伦理提供启示，管治者也要深思如何把握香港告别政治内耗的契机，修补社会裂㡾，重新出发。

支联会成立于1989年，全称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源自当时香港社会对于国家前途与民主发展的真摮关心。虽然它是“民主回归中国”思潮与“六四”风波共同影响的产物，然而，随着现实环境的变迁与政治氛围的演变，这种初衷逐渐在长期的政治角力中走向固化，变成带有浓厚为了反对而反对特点的政治意识，支联会的标志性活动“六四烛光晚会”也被不少人批评为“行礼如仪”。

“六四”事件是国家转型与现代化过程中各种国内外复杂因素共同酿成的时代悲剧，随着时光的推移，社会需要在尊重历史记忆与汲取管治教训的基础上，寻索推动国家与香港前进的建设性路径。实事求是地看，国家正是用这样的态度谋求发展，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不少香港人的政治视角停留在固化的“反共叙事”与过时的意识形态，未能及时调整对国家发展的认知。

政治的演进有着内在规律，不简单以人的认知、意识形态为转移。数千年的政治文明史早已表明，哪怕是在最早推行选举民主的西方国家，国家的存在，第一步是为了建立秩序、维护和平、确保社会稳定与和谐，第二步是人民通过各种各样的理性方式来让政府改进治理、促进公共福祉、为人民服务。民主是现代社会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和关键手段之一，是为了让政治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生活，保障个人的权利。作为一个广土众民、错综复杂、具有深厚文明传统的超大型国家，中国的转型、现代化既是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又会带有浓厚的自身文明基因的印记。

从长远来看，中国共产党当然需要努力提升国家治理的民主、法治成分，需要通过改革来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但被不少港人忽略的基本现实是，中共在1949年让中国结束一百多年的内忧外患，重新恢复秩序和稳定的意义，而且在1978年通过改革开放把国家送上快速崛起、人民生活水准普遍大幅改善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建立了有别于西方选举民主的强大政治基础和广泛民意支持的事实。

香港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普罗大众，过往长期生活在与内地“井水不犯河水”的区隔性社会生态里，受既定视角局限，也就难以及时准确地观察与充分理解内地政治体制背后的历史脉络与现实考量。“政改”是香港回归以来数场大规模政治争拗的焦点所在，追求选举民主被不少人赋予凌驾一切的地位，直到西方民主政治近年出现种种乱象，尤其是特朗普粗暴破坏美国政治规矩、欧洲右翼的崛起，才粉碎了许多人对西方选举民主的迷信，深切体会到在这个过程里行差踏错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认知上的差异使得部分香港政治人物无视错综复杂的国情，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变局亦缺乏敏感度，更有人被激进而又偏执的意识形态遮蔽理性。在“一国两制”的框架里，香港的政治空间与中央的信任授权息息相关，如果不愿承认国家宪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忽视国家与香港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排斥甚至污名化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政治妥协精神和循序渐进理念，在面对中央对国家安全的关切时，采取不切实际的对抗姿态，必然会遭到反噬。支联会与李卓人、邹幸彤、何俊仁的案件，正是这个故事的具体缩影。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有一句名言：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大”的一方在与“小”的一方打交道时候，要懂得以仁相待的道理，尊重才能保持。“小”的一方在与“大”的一方打交道时候，要审时度势、务实应对，关系才能长久。政治的演进只有兼顾理想和现实，才能根深叶茂。多年以来香港社会正是漠视“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的道理，忽略了在“一国”前提下寻求共识与务实沟通的重要性，导致矛盾不断升级，经历长时间的博弈、拉扯之后，最终在反修例风波中全面爆发，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往者不谏，来者可追。香港需要走出过去的政治阴霾，务实解决当下问题，重新出发。

对于国家来说，在修例风波之后强势出手扭转局势，让香港社会恢复稳定和秩序固然重要，但同时需要正视过去三十多年来支联会与泛民主派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土壤。要真正化解造成修例风波的一系列根深柢固的政治社会问题，必须致力解决自港英时期遗留下来并在回归后变得日益紧迫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经验证明，国家之所以能走出大跃进、文革、六四事件的阴影，之所以能避免苏东剧变的命运，之所以能长时间保持社会稳定，最根本原因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巨大进步、经济的腾飞、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地大幅改善。港英政府当年之所以能应对“六七”暴动的危机，之所以能成功扭转香港人的向心力，一个关键因素是麦理浩时期香港治理的杰出成绩。同样道理，今后香港只有努力改进治理，解决困扰市民的深层次矛盾，推动和解与团结，下大力气促进公平和推动人心回归，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修例风波之后的治港政策调整，才能让整个社会向前看、翻开新的历史篇章，才能让由治及兴具有强大基础，让国家和香港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