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毫无疑问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重中之重的焦点。规划提出五大主要目标，首要任务便是强化香港“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当中“四中心”排在首位的，正是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向来是香港的传统优势产业。国家《十四五规划》要求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十五五规划》，新增了强化“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及“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两大要求。可以看到，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因应国策细化了相关政策，包括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支付货币；为全球主权基金及家族办公室落户提供优质服务；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以助力更多内地及海外优质企业赴港上市；扩大“股票通”、“债券通”、“理财通”及“私募通”的渠道与额度；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建设；以及推动数字资产流动性与创新市场发展等。

若欠顶层蓝图　战术修补难破局

细心观察不难发现，这些措施并不陌生。规划提及的举措，大多是港府近年已落实或公布政策的延伸，与其说是重新定义未来五年金融格局的宏观战略，倒不如说是既有措施的整合汇总。总体而言，规划较多篇幅着墨于工具性的行政措施，欠缺具颠覆性的顶层蓝图；对于全球资本流动重组、港股估值体系重建等深层次挑战，亦未给出根本性的破局路径。

作为香港历来首次编制的五年规划，特区政府首次建立中长期施政框架，其核心逻辑显然在于“安全可控”与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特区政府无疑选择了在确定性领域“求稳”的路线。然而，正因外围环境已发生巨变，这种战术修补多于战略重塑的取态，在回应香港金融如何突破地缘政治与流动性困局等核心命题时，显得过于克制。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若战略冲击力不足，恐更难打破当前闷局。

厘清“实体经济”　不应走回头路

另一方面，规划首次明确提出“金融＋”框架，尝试将金融优势与实体产业及“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强调以金融服务创科、航运等实体经济。“金融＋”的定位偏向产业配套，这对长年奉行“积极不干预”的香港而言，是难得的突破，值得肯定。这多少反映了香港近年受到内地产业经济发展模式的牵引，但是，香港始终需要因地制宜，不能盲目照搬。

同样高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旗帜，内地与香港的经济结构大相迳庭：前者主打“制造与全产业链”，后者则是“研发与枢纽”，注定了此“实体”不同彼“实体”。香港的“实体经济”不可能、也不应走回头路搞工厂制造，而应聚焦创科中游的成果转化（R&D Translation）、知识产权（IP）融资及高端航运贸易。香港金融服务实体的真正落脚点，理应是善用离岸资金池与融资工具，协助内地及全球硬科技企业进行海外融资、IP定价及全球化布局。

百亿基金杯水车薪　须防两头不到岸

归根究底，香港金融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作为全球交易、流动性与资产配置的超级枢纽。若过度套用内地“金融服务实体”的逻辑，容易将金融业降格为其他产业的附属工具，反倒模糊了国际金融中心本身的辐射力。再者，香港长期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监管与政策制定往往在“模仿内地产业政策”与“维护国际自由资本规则”之间左右摇摆，导致政策落地时流于“形似神不似”。

一个典型例子是港府推出100亿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希望引导市场资本投入五大策略性范畴（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械人、半导体与智能设备、数字化与升级转型、未来与可持续发展），预期吸引至少3倍市场资金（规模达400亿元）；同时调拨最多25亿元优化创科创投基金配对，并强调发挥港投公司的“耐心资本”作用，聚焦硬科技与绿色科技共投。这种操作，正正反映了港府一方面想“引导”，另一方面又想“交托市场”的矛盾心态。殊不知，这100亿元的引导基金，若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动辄数百、上千亿元级别的产业基金相比，在规模吸引力与杠杆效应上，实在显得杯水车薪。

拒绝“口号内地化”　发挥独特优势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给人这种“形似神不似”的观感，实质上是香港从传统“自由放任”的地产金融城，迈向“战略引导型国际创科与金融枢纽”转型期中，无可避免的阵痛与话语权调和过程。香港不需要、也不可能盲目照搬内地的工业金融模式。这份规划最终能否奏效，关键在于特区政府能否打破“口号内地化、操作西方化”的夹缝尴尬，真正发挥香港无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无论如何，万事起头难，香港已经迈出了破局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