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宫里的历史科.三|对历史伤害最大的,正是香港人自己?
历史教育不仅是课本上的知识,更连结着社会的身份认同。包括历史教育在内的人文学科,塑造人们看待所处世界、过去与未来的基本方式,倘若失去对于社会运行方式与历史教训的思考,即使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也会难逃精神危机。但受困于真实的就业压力,包括历史在内的文科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冷感”,如何让人文教育适应这个“技术为王”的时代?相关学科应该改革什么、留下什么?
“冷宫里的历史科”系列深度报道之三
全球面临去历史化危机
竟是娱乐方式的错?
在询问“如何记住历史”以前,“愿不愿意记住”反而成了最大的问题。
“现在历史教育最大的威胁,不是学生觉得历史沉闷,而是他们对历史完全失去了知觉。”立法会教育界议员邓飞指出,传统的认知里,历史科的敌人是“枯燥”与“死记硬背”,但当下的年轻一代正呈现出一种全球性的“去历史化”特征——当课堂上提及重要历史人物与事件时,学生的反应不再是抗拒,而是彻底的无感。
邓飞形容:“他们觉得这些东西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感到极其陌生,也完全不想去了解。这才是对历史教育最大的威胁。这绝对不是香港独有的现象,而是全球性的问题。”
为什么历史会变得如此陌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瑞威和邓飞都认为,对于历史教育来说,课堂外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对历史的热情往往不是在课堂上点燃的,而是来自小说。张瑞威回忆道,对于他们那一代人而言,阅读《三国演义》等以历史事件为蓝本的小说是重要的娱乐方式,当时很多人对历史的兴趣,其实都是从小说里面读出来的;可是,这种课外的启蒙渠道正面临断层,但这并非因为现在的学生变得懒惰,而是因为在讲求短平快的实用时代,历史题材的娱乐方式不可避免地成为边缘。
当人人都想赢在起跑线上
功利主义杀死人文教育
“文科困境”背后是赤裸裸的薪资差距。根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统计,在2024/25学年“八大”全职学士毕业生中,文科及人文科学科平均年薪虽回升至27.9万港元,但仍为各学科中最低,明显低于整体平均年薪的33.6万港元。在中学升学体制中,多数成绩优异的学生在高中选科时,往往将医生、工程师等专业性极强的科目视为首选。
面对普遍性的学科冷感,张瑞威担心,“对历史教育伤害最大的,是香港人自己”。他解释,与理工科或医学相比,人文学科的训练路径完全不同,而培养一个文学家或历史学家,往往需要十年才能看到成效,这也导致社会习惯用短视的眼光去评判文科的价值。
除了学生本身的感知改变,教育体制和社会价值观同样构成重要影响。岭南大学校长特别顾问兼立法会选委界议员刘智鹏认为,香港的应试文化从源头扼杀了求知欲,整个教育体系应该进行从上至下的全面改革:“香港坊间长期存在一种刻板的阶层晋升逻辑,从进入优质幼稚园开始,层层递进至名校、热门专业,最终对接所谓的优渥生活。这种模式缺乏创新思维,是香港教育体制及社会文化僵化、沉闷的症结所在。”
两位资深前线历史教师梁延敬与潘美芬都认为,在长期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香港社会中,以中国历史科为代表的人文类学科往往被认为出路狭窄,许多家长根深蒂固地觉得,学生修读中史后的就业方向不外乎投身教职或进入博物馆,这种观念在无形中劝退了诸多对历史抱有热忱的年轻人。然而,梁延敬也指出,随着过去十几年、尤其是近五年来社会大气候的转变,大学专业与大多数未来工种之间的联系其实已悄然减弱。
“乩童与萨满”的现代启示
做技术的主人还是奴隶?
梁延敬与潘美芬也指出,随着人工智能逐步参与教育、工作等方方面面,学生需要学习如何在信息海啸中判断是非真伪、破除偏见。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历史教育所赋予学生的同理心、公民使命感以及对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是技术永远无法取代的竞争力。
“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今天,只要你把问题输入系统,AI很快就能提供一个流畅且符合大众预期的标准答案。但唯有能够共情、思考、感受的人能够看出那些历史文本里没有‘说出来的部分’。”张瑞威形容,AI与人的关系类似于民间信仰体系里人与神明的两种关系:一种是乩童,当外在的力量附身时,“乩童”失去了自我的意识,醒来后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像那完全被AI代替了大脑的人;另一种则是萨满,在仪式中更像是“主人”,他们把不同的神灵“收纳”起来,遇到什么问题,就凭自己的意志使用某位神明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此外,张瑞威还认为,即使进入了AI时代,背诵仍然会是文科教学中极重要的一环,需要历史事实的沉淀,才能拥有独立思辨的能力。“教育界曾出现过一种声音,认为在网络与AI时代,学生不应该再花时间去背诵。但现实是,如果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不硬性要求学生记住英文的文法结构或者中文的唐宋诗词,就会缺乏必要的底层积累。”他担心,没有了这些看似枯燥的基础知识作为地基,到了之后的更高阶段,学生将根本无法开展任何高阶的逻辑分析与思辨,守住记忆防线,也是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不能妥协的一道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