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失恐惧症”（FOMO）——这个诞生于20年前的行销术语，如今已成为贯穿于不同年龄群体的心理底色。我们是害怕错过一场科技狂欢、一个潜在的完美伴侣、一个被赞爆的贴文，还是害怕那个由社会、资本和算法所虚构的“你落后于人”的错觉？

普通人真的需要一只“龙虾”吗？

今年3月，免费开源AI代理OpenClaw（龙虾）面世，它能够让AI直接操作电脑、浏览器与应用程式来完成任务，因而迅速崛起并引发全球用户争相使用，深圳腾讯大厦甚至出现排队人龙。OpenClaw到底能够解决什么问题？退休航天工程师、家庭主妇、小学生——他们的生活中，究竟有什么痛点需要一个AI代理来帮忙？答案是：没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排队数小时。这就是FOMO的第一重幻象：需求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

回看过去几年的科技浪潮，比特币12.6万美元的历史高点一路狂泻至腰斩，几十万人一夜爆仓；元宇宙被吹捧为下一代互联网的终极形态，Facebook不惜改名Meta并狂烧数百亿美元，从歌手到地产巨头把虚拟地块炒至天价，NFT藏品被卖出近7,000万美元。然而，热潮退去后，留下的只有一地鸡毛——NFT市场崩盘、九五成藏品价值归零，Meta裁员撤资、元宇宙部门累计亏损超过700亿美元，今年3月异常火热的爆炒“龙虾”，也因被警告存在资安风险而有凉掉的迹象——所谓的颠覆性革命，沦为一场浮躁的闹剧。

这些浪潮剧本如出一辙：科技巨头站台制造稀缺感，再由各大媒体和KOL集体造势放大焦虑，最后向公众出售入场券。而当狂欢落幕，买单的永远是那些最怕“被时代抛下”的普通人。更值得警惕的是“跟上时代”这个话语本身的权力结构——谁定义了什么是“时代”？谁有权决定什么是“落伍”？当一个人因“怕跟不上时代”来加入这条科技狂欢的队伍，他已经接受了一个命题——科技巨头定义的未来，就是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未来。

算法真的可以推送“真命天子”？

将FOMO从科技领域转向日常生活，交友软件则将其体现得淋漓尽致，或许只有少部分人害怕错过科技狂潮，但绝对有更多的人困在算法推荐的这些软件中不断证明“个人价值”，寻找“更好的下一个”，沉迷于“谁知道今天系统会不会给我推送我的真命天子”？此外，还加深和放大了人们的“容貌焦虑”、“选择焦虑”，以及“婚恋焦虑”——当方便快捷的交友软件盛行，“你必须要有一个伴侣”的心态便在生活中如影随形，“圈子太小”、“没接触异性”更无法再成为单身的借口。

悉尼大学媒体与传播学讲师陈力深接受《香港01》访问时，以老虎机比喻交友软件，但老虎机让人上瘾的核心不是奖励本身，而是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次拉杆会不会中奖。交友软件同理：它的核心吸引力除了让用户以为“能够找到理想对象”之外，更是反复确认“自己还有市场价值的证明”。每一次配对成功，都是一次微小的存在证明。

年轻人如何识别堆砌的狂欢？

这一代人，怕没得选，但又更怕选错。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市场学助理教授党矗的研究指出，用户面对数百个选择时会想“后面还有五百个，会不会有更好的”。但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这一代人如此害怕“选错”？答案不在心理学，在社会结构。经济下行、楼价高企、社会流动停滞——在一个容错率极低的社会，每一个“错误选择”都可能意味着无法翻身的后果。选错伴侣、选错工作、选错城市，代价都高到难以承受。而“不行就下一个”的心态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是一个“躺平”的最好借口：不投入，就不会损失。

在交友软件上甚至能看到求职无望的年轻人，把用来展示兴趣爱好、三观理想的自我介绍，变成了展现学历、专业、技能、工作经历的求职简历。令人心动的信号，从爱情的发生变成录用通知的时刻——高学历约会软件层出不穷，求职比求爱更令焦虑的人们心动。

社交平台的角色堪称双重标准的典范。它们一方面鼓励我们“做自己”，一方面用算法奖励那些最符合标准化审美的内容。限时动态的24小时倒数，不是为了分享，而是为了制造可量化的社交资本——观看数、点赞数、回复数。平台贩售的是“被看见”的期望，但那个被看见的，是真正的“你”吗？购买一次性旅行衣服打卡后退货、全靠剪辑和打光拍出完美人生——成年人在这场表演中都未必能识别出每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何况青少年？

全球都在立法香港“指引”什么？

当FOMO从个人心理蔓延为世代现象，各国政府正以不同路径回应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监管难题。法国自2022年起禁止未满15岁青少年未经家长同意注册社交媒体，改革两年后青少年日均屏幕时间由3.8小时减至3.2小时。澳大利亚更于今年底起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媒体，违规平台最高罚款近5,000万澳元。希腊则宣布明年立法规管15岁以下青少年禁止使用社交媒体，并呼欧盟共同规管。

反观香港，立法会一年内至少提出三次相关质询，政府的标准答复始终强调立法在公众接受度、执法可行性方面的困难，以及直言“现时没有相关立法计划”。香港的社交平台和资讯来源具有多元性的特色，确实不应直接照办海外模式，正如立法会教育界议员邓飞所担忧的一样——立法究竟是否能执法，“鬼仔鬼妹”的经验是否适合香港？

实际上，香港的“指引与教育”路线，问题不在审慎，在于它是一套没有评估机制的空转体系。现行的模式指引了什么？教育了谁？成效如何？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被要求负责。各界要求先做本地化全面研究评估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再做立法或政策讨论——逻辑没有错，但研究经费在哪里？谁来做？时间表是什么？这都需要特区政府认真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