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港岛野猪被“人道处理”引众怒，到放宽狗只进入食肆掀起风波，以及众多动保持份者呼吁引入宠物照顾者的“谨慎责任”，乃至近期多宗狗只袭击事件掀起的流浪狗管理讨论——香港对动物关怀、人宠共融的关注和讨论不可谓不充足。然而，上水屠房每日屠宰约3,000头活猪——从“可见的动物”变成“无名的猪肉”，作为每日维持人类蛋白质所需的农场动物，却在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讨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香港市民是否了解每天餐盘里的猪肉从何而来，牠们到底遭受着怎样的痛苦？如果不知道，人们是否有权利甚或有义务去知道？如果知道了，又能改变什么？

“被吃的动物”系列深度报道之上

杀猪的人该不该谈农场动物福利？

冯咨翔是一位“猪二代”，在福建省三明市经营一个养猪场。他高中赴美留学，毕业后曾在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企业从事公关工作，却在2022年底回到家乡“继承家业”。踏入家族养猪场的第一天，电动拉猪车坏了，他和三位男同事徒手拉走了两头死猪。

第二天，他在公司领导同事的注视下，第一次亲手摔死了一头10公斤的小猪。有一个主管在旁边教学：“你得用力摔死牠，猪不痛苦，也不会流太多血，因为血有传染性⋯⋯猪轻松你也轻松⋯⋯”——冯咨翔没有表情地回忆当时的场景：“我力气比较大，一下就摔死了，但牠还是有一些挣扎，嘴巴和鼻子都冒血了，四个蹄子短暂地扑腾了几下”。

“关节炎”是那只小猪必须死的原因，养猪场治疗两周都未见好转，被判定为生长潜力过低或无法存活的“弱猪”。而这种惊骇的景象，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前线工作者不得不用尽全身力气，摔死刚出生到两三岁不等的小猪，那些小猪或因得了难以治愈的疾病，或因经过营养干预而体重仍不达标。至于为什么不能继续养着，原因只有一个——成本。

冯咨翔解释，在不考虑亏损的理想状态下，自然可以有更多解决办法，例如建更多猪舍容纳病弱猪，用加倍的时间和食物培育到适合屠宰的重量，或者用采购气体麻醉箱给小猪“安乐死”等等。“气体安乐箱的成本要增加成百上千倍，但消费者并不愿意此付出更高的价格”，所以，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的“徒手摔死”，就成了养猪场最常见的方式。

被杀的猪可否免去不必要的痛苦？

冯咨翔为了科普养殖知识和农场动物福利，在社交媒体开设帐号“猪场严选”。然而，徒手摔死小猪的行为，在很多人眼中都是违背动物权益而且残忍至极的，所以他的帐号经常收到大量网友的谩骂，批评养猪、吃猪且杀猪的人没有资格谈论动物福利。

冯咨翔则认为，正因为从业者是直接受益者，才更有责任和义务去引发社会的关注：“猪对整个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从业者的所有财富也都建立在猪身上，所以我们才要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给牠们提供最好的动物福利。”例如丹麦作为动物福利法规制度非常健全的国家，尽管也会徒手摔死不合格的小猪，但再大一点的则会用气枪处死。

“如果能够确保一下就能摔死小猪，其实也是一种蛮有福利的事情。”冯咨翔说道。香港城市大学赛马会动物医学及生命科学院兽医教师李慧品则补充：“虽然很残忍，但是你如果要把这个动作做好也不容易。”她的工作之一就是带领兽医学生参观内地养猪场，“学生看到摔小猪的场景，心理压力也很大。”她希望之后可以制作一个“训练模型”，让需要摔小猪的人员可以在模型上反复练习，避免在实际操作中为小猪带来更多的痛苦。

任何对农场动物造成的非必要的痛苦都应该被杜绝——这是冯咨翔和李慧品共同坚持的观点。何谓不必要的痛苦？“即使这只猪一小时后就要被屠宰，也不能因为牠反正要死了，就打牠、吓牠。”冯咨翔说，这也会降低肉质品质。在他看来，去除肉品异味的物理阉割、防止互相咬尾的断尾以及屠宰，在现阶段都属于难以避免的“必要痛苦”；而限位栏饲养母猪、密集笼养鸡，也被他列为当前成本及消费环境下农场动物必须承受的痛苦。

但李慧品对此没有必然定义：“这会随时代改变而改变。”她从不急于告诉学生“必要”与“非必要”的定义，而更着重训练学生自行判断的能力，“如果未来消费者的水平提高了，农场还在使用限位栏和笼养鸡的系统，那就是‘非必要’了。”

饲养者还能如何改善动物福利？

尽管高呼改善动物福利，但冯咨翔的养猪场并没有为动物提供高度福利。他坦言，公司曾经为此投资好几个亿，但未能达到预期收益，实在难以为继。但他强调，自家养猪场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例如所有新员工必须接受动物福利培训，赶猪时不得用电棒或踹打。

为了方便管理，包括按时喂饲、生病治疗、减少打架流产，冯咨翔的养猪场与大多数常规养殖场一样，目前仍在采用“限位栏”的方式饲养母猪——母猪会被固定在狭窄金属栏内，无法转身、走动，“牠终生就生活在这样的栏杆里。”冯咨翔指出，丹麦猪场早已普遍采用大栏群养，让多头母猪在一个大猪圈内群体生活，有较大活动空间，可走动、社交，并铺设稻草让母猪筑巢、玩耍，但内地因生物安全环境太差，必须进行管控严格，消毒麻烦又易藏病毒的稻草根本进不了猪场。“国内的母猪快生的时候，因为无法筑巢，就会用头撞栏杆。”他无奈地表示，“国内大概只有千分之五的养殖场能做到大栏群养。”

李慧品补充，即便改成大栏群养或非笼养，若管理不善，“其实也可以很糟糕。”她举例，英国有些猪场虽符合最低标准，但肮脏恶臭，猪只并不幸福。她也见过香港一些家庭式猪场，空气流通极差，“一进去就全部都是猪在咳嗽，甚至奄奄一息。”

“在消费者没有能力或意愿为高动物福利产品付费的前提下，以降低生产成本为前提提高农场动物福利，就是最高效的方式。”冯咨翔因而与科技公司讨论合作推出较低成本的智能饲喂站，“让牠能够根据母猪的胎次、日龄、体重、品种，用AI动态营养的方式调整饲料，尽可能地平衡大栏群养的成本”；同时推动免疫去势，减少物理阉割的痛苦。他指出，还有很多相关措施，“（例如）打疫苗能去除公猪肉质的骚味，但同时保留了公猪的睪丸，尽管疫苗更贵，但公猪得以保留更多雄性激素，长得更快，节省饲料。”

成为了自己最不想成为的人？

动物在养殖场和屠宰厂遭遇着种种不必要的痛苦，一线从业人员也难逃创伤。自从冯咨翔亲手摔死第一只小猪，就被施暴型创伤压力（PITS）缠上了。“PTSD是被动参与，而PITS则是被迫主动地参与一个不符合你的道德标准的暴力事件里。”他指出，尽管猪与人的连结比不上宠物，“但无论如何你养了多久，或多或少有情感连结”，而日积月累从事这类工作，大脑组织就会有物理性的改变，例如对情感不敏感甚至麻木，偶尔做恶梦，还需要透过更具刺激性的生活方式缓解心理压力，“有人酗酒、有人抽烟，而我是暴食。”

“大学二年级参观农场之前，我一直以为牛奶是从冰箱里长出来的。”在英国学习兽医专业的李慧品，回忆起第一次杀鸡的情形，当时农场管理人员把杀鸡当作极其普遍又日常的事来教导她，她觉得自己成了“杀人犯”，“白天在杀鸡，晚上回家哭。”尽管她没有寻求医学诊断，但她认为PITS已经成为了身上的一部分，“把上班的自己当成家暴者身份，告诉自己在做一件‘正常’的事情，因为兽医是一定要这么做的”；也是在当时，她决心做满一年半后就离职。而在经历过杀鸡、给小羊接生、去屠房参观后，她开始选择吃素。

我不想要变成这样子的人，不想要丧失另一个身份。

不少研究显示，兽医的自杀风险通常是一般公众的三至四倍，主要是因为日常工作中需要频繁进行动物安乐死带来的心理压力，养殖业从业者亦然，但社会似乎更容易理解前者而非后者。冯咨翔认为，前线从业人员的心理压力是一笔被社会忽略的隐形帐，例如全国养猪场工人基本上连续工作三个月才能休息，每天都经历着身心压力，仍要背负社会的骂名，“表面上是从业者主动在做，但实际上是社会现状让我们被迫做了施暴者和刽子手。”被问及自家猪场是否有为从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他直言：“连劳动成本、连劳动时间都没有办法保证，更不要提心理健康了。”他形容，这种压力不会消失，只会转嫁，“比如说我老了以后，我可能就有精神病，我要花医保，这个医保就是整个社会的钱。”

冯咨翔曾与内地科技公司高管讨论以机器人替代人工摔猪：“既然人要摔猪，那我不如设计一个算法、一个设施，让这个机器人去替我运行这个摔猪的系统。”他构想的机器人并非人形，而是配备轮式底座、机械臂、摄像头与内置算法，机械臂可伸长，以液压力量把猪夹起，确保一击致命，“猪也不痛苦，也没有人需要去摔猪了”。他认为，这类设施成本可以接受，机器人还能替代其他人工，但他也坦言距离投产“还需要很远的距离”，机器人公司距离真正应用场景“还蛮远”，要替代人工“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容易”。

当公众质问吃猪的人是否有资格谈动物福利时，或许更值得思考的是：杀猪的人愿意发声，吃肉的人却未必有机会听见。这中间隔着的，可能不是意愿，而是从日常餐桌到真实的养殖业的距离。

动物福利水平会影响包括一线养殖人员心理健康在内的各项综合成本，这个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面前的每一块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