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统计，在2025年处理的228宗青少年自杀危机介入个案中，家庭问题占比达29.4%，高于精神问题与人际关系。家庭本是孩子立足社会的起点，为何有时反而成了压垮他们心灵的最后一根稻草？《香港01》专访香港社会工作专科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郭黎玉晶，剖析“过度纠缠”、“亲职替代”、“权力漩涡”、“创伤传递”等家庭问题，如何铸成子女的沉重心锁。

“有毒家庭”系列报道深度之上

当孩子被迫成为“父母”
假性亲密充斥情感剥削

“我曾见过一对母子，妈妈平时总待在家里，儿子放学回家后就会问：‘妈妈，你开心吗？’妈妈说她不开心，儿子就会说‘那我陪你’，然后儿子就坐在那里纯粹陪着妈妈看电视，什么也不做，也不去参加课外活动，也不去见同学。”——场面看似“母慈子孝”，但郭黎玉晶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的“过度纠缠”关系。

“过度纠缠”这个概念，最早由家庭治疗大师萨尔瓦多·米纽庆（Salvador Minuchin）提出。它指的是家庭成员的“心理”与“情感”已经“黏在一起”。“孩子的情绪，变成了妈妈情绪的映射。”郭黎玉晶强调，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能只做父母的影子。

“亲职替代”（Parentification）现象也广泛存在于香港家庭——当父母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履行亲职，孩子就需要承担不符合他们年龄的实质家务与照顾责任，或被迫成为父母的情绪海绵、倾听者、安慰者甚至是婚姻调解人；如果父母不够成熟，孩子甚至需要代替角色的缺失，被迫成为“父母的父母”，例如承担起父亲的角色来安慰母亲或与母亲沟通。

“一旦出现这种‘角色负荷过重’，孩子就会承受巨大的痛苦。”郭黎玉晶说，大多数情况下，家庭中的长子或长女通常最容易被“亲职化”，也是承受痛苦最多的一个。

把子女推上“夫妻战场”
阵营逼出“高敏”绝境

在“亲职替代”与“过度纠缠”等不良的家庭关系背后，往往有着“权力关系漩涡”，可能存在“结盟”现象，即一方家长和子女一同反抗另一方，导致家庭形成互相对立抗衡。

“这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心理负担。”郭黎玉晶解释，这种家庭权力纠葛，与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未分化”有关。“自我分化”是指一个人在心理上既能与人保持亲密，又能维持独立自我的能力；而“未分化”的父母，可能缺乏调节自身情绪的能力，无法成熟地处理夫妻之间的冲突，每当夫妻关系紧张，他们会把孩子卷入其中，强迫孩子与自己“结盟”去对抗伴侣，有的甚至会将矛盾转移至孩子身上，把孩子当成夫妻问题的代罪羔羊。

以上各种不正常的家庭关系，都会导致孩子认知扭曲、过度敏感。郭黎玉晶指出，这些“高敏感”孩子像是时时刻刻生活在尖刺之中，例如老师只是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就会觉得老师对自己有偏见或针对自己。或者某个同学曾经有一次失约，他们就认定对方是个坏人，从此不再往来。这种非黑即白、极端僵化的思维，使得他们很难与其他人正常沟通。

郭黎玉晶补充，学童自杀问题固然是由多种复杂因素造成，但认知扭曲、过度敏感的孩子，通常具备高危风险，“当他们不开心时，就会陷入盲点，觉得‘我无路可走了，只能结束生命’。虽然这是个人因素，但归根结底，个人因素同样深受家庭影响。”

孩子变成了讨厌的父母
焦虑会被“跨代传染”

然而，养出了痛苦孩子的父母，其实也是曾经的受害者，因为家庭问题往往会经历跨代传递，曾经受伤的孩子会以错误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在香港，抱持传统观念的华人父母信奉“打是亲，骂是爱”、“棒下出孝子”，觉得“不能夸孩子，夸多了孩子会变得骄傲”，认为严加管束才是为孩子好。这类父母也极少直接表达爱意，而是习惯用行为来替代情感表达，例如给孩子煲碗汤、叫孩子吃饭，为孩子洗衣服等。但郭黎玉晶说：“倘若能亲口对孩子说出‘我爱你、我关心你’，抱抱或亲亲孩子，效果会好得多。”

如果家庭的焦虑、创伤与痛苦没有得到觉察和疗愈，就会像基因一样代代相传。在家庭系统理论中，美国精神科医生Murray Bowen曾以“跨代传递过程”解释，例如焦虑会从外婆传给母亲，再从母亲传给女儿。受伤的孩子长大后，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父母。

郭黎玉晶告诉《香港01》记者，她曾见过一位母亲，要求家里的一切必须完美，每天要洗两三次衣服，物品摆放必须一丝不苟、一尘不染。这位母亲对孩子的要求也极其苛刻，不光是成绩，连穿衣打扮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完美，让家庭成员深陷焦虑之中，因为所有人无论如何都达不到她的要求。高压之下，女儿以留学逃离家庭，儿子甚至选择自戕，幸而在重要关头被朋友和老师拉了回来——而这种焦虑的来源，正是外婆对这位母亲的养育方式，母亲在高压的环境里长大，也以同样的要求对待自己的家庭成员。

那么，家庭问题，究竟是个人责任，还是政府责任？从郭黎玉晶提供的个案可见，无论是“过度纠缠”还是“亲职替代”，部份问题的核心均指向过长的工时——工时过长会迫使一方放弃工作成为全职父母，容易因生活重心倾斜而与孩子过度纠缠；而父母工作繁忙，长子长女往往要因此分担家庭责任，承受亲职替代带来的沉重压力。高压的生活环境与缺乏弹性的职场，让父母本身的精力与时间都耗竭，更无法顾及孩子的情绪。

超长工时压垮家庭安全网
修复创伤不能只靠个人修行

因此，解决工时过长问题是改善家庭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法。郭黎玉晶认为，政府政策层面的核心是推行家庭友善雇佣政策，“提倡工作与生活平衡，规范合理工时、避免动辄加班，并为父母提供弹性上下班时间。”然而，香港长年偏高的工时，实在难以让家长腾出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统计显示，全港有超过26万名雇员每周工作56小时或以上；更有接近5万名打工仔每周工时达到72小时或以上，相当于每周工作六天，每天高达12小时。基层保安及饮食业的每周工时中位数经常维持在48至49小时以上。

早在2000年代初期，特区政府已经引入“家庭友善雇佣措施”（FFEP），但至今实施成效并不乐观，根据立法会2025年的会议纪要，香港只有14%的公司为其雇员提供优于法例要求的家庭友善措施。平机会发布的调查指出，九成受访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坦言，其所属机构内部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家庭友善措施的书面指引或规则。

此外，郭黎玉晶指出，课后托管政策亦极为关键。在香港接近200万名女性劳动人口中，根据香港工联会妇女事务委员会最新发布的调查，高达61.4%的双职妇女表示因要同时兼顾工作与照顾责任而“身心俱疲”。她建议：“学校应提供课后托管，安排体育、音乐、艺术、社交情绪活动等，而非让孩子继续做功课和习作。让孩子放学后在校轻松运动两小时再回家，能极大纾缓双职家庭的压力。”现时特区政府正大力推行“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并于《2026年施政报告》中宣布取消名额上限，参与的小学已增至207间。然而，由于场地问题等种种掣肘，对比全港591所小学，普及程度仍有提升的空间。

家庭—学校—社区的共同协作也十分重要，除了辅导如何教养孩子之外，也应涵盖改善父母精神健康。郭黎玉晶提出：“工作坊可在学校举行，因为家长通常较愿意去学校参加活动；社区活动部份时间可以通过把家长和小孩分开的方式进行，拓宽各自的社交圈子。亦可举办网上讲座，或制作三至五分钟的正向教养短片发布于社交平台，让家长利用空余时间学习。”针对社区内的高危群体，社工则应主动进行外展探访，“最高危的家庭往往最为隐蔽，我们必须主动去寻找和接触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