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人口超过一亿的四川省是中国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农业与工业均发展兴旺。现代四川透过长途火车和航空交通与中国其他地方融为一体，但直到秦朝军队在西元前316年东征楚国并兼并这片盆地以前，这里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互动非常有限。（以下内容节录自《地下之国： 由生到死，从祭礼到帝陵，一段横越三千年未曾被书写的沉默文明》）

南方秘境的祭祀舞台

秦始皇的先祖，以及后继以西安为首都的汉代君主，从秦岭北侧兴筑或修复了最早的栈道。以悬臂木梁支撑的木板道，以及沿陡峭河谷凿入山岩的狭窄通道，最后终于将西安与成都联通起来。正如良渚文化的夯土城墙，这个惊人的工程壮举必须投入长期的劳动力，而且是强制劳动的徭役。这个工程背后的驱动力是秦朝的野心，同样的野心也促成了为防止岷江在成都附近平原泛滥所做的努力。西元前256年，在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下，岷江的水流被导入三条新挖掘的水道中，抑制了其水势。这套水利系统经过多次整建，至今仍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景点。名为都江堰的这项工程反映出当地官员对洪水泛滥的忧心。19世纪，河床内寻获为了防止河水暴涨而埋藏的巨大铁龟与铁牛。这种防洪方式源自西元前4世纪起广为传播、万物相生相克的思想，根据这种思想，金（属）生水因而也能治水，故而以铁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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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李白（西元701—762年）在〈蜀道难〉中描述了蜀地（四川盆地）交通的困难，以及行走于木栈道的艰险：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蜀道之难在描绘唐玄宗（西元685—762年）出逃的诗词和绘画中再次获得印证。西元755年，唐玄宗面对兵变被迫退位，从首都长安出逃，经由栈道前往有天险屏障的四川盆地。进出四川的另一条路线是长江，但任何敢于尝试的旅人都必须穿越三峡，而这段近200公里的水路全程危险不断。由于春夏时湍流沿河而下，唯一能尝试溯河而上的季节只剩下冬天。而不管在哪个季节，水势之猛都使得在河上不可能靠帆桨航行，因此船只得靠纤夫沿著凿山而建的窄径上行并以巨大的竹绳拉动。汹涌水流下方的岩石和潜藏的激流摧毁了许多船只，也让数百人葬生水底。三峡亦出现在郦道元（西元527年卒）文辞优美的《水经注》中：

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
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
飞潄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
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西元19世纪，随著欧洲蒸汽船的到来，长江上的旅运变得较为频繁。然而，1898年，搭乘传统平底方帆船的伊莎贝拉．博德（Isabella Bird，毕晓普夫人），依然认为长江充满危险：

河床较夏日水位低了四十英尺，上面满满堆积起锐利的成堆岩石碎块，多道回旋的水流或凶猛的激流穿越这些石块在河道内奔流，而即使在那个季节，水量依然庞大无比。

岩石与浅滩最后在20世纪以炸药清除，为帆船与燃煤蒸汽船清出航道，三峡大坝也终于在2008年竣工。大坝高185公尺、横跨2,309公尺，在后方创造出绵延数百公里的水库。然而，即使有了这个现代基础设施，长江依然经常在东边的城市与农田泛滥。

西元前第二个千年，在马车御手亚长保卫安阳之际，有一个社会在古城三星堆繁盛发展。玉器与青铜器技术的存在显示，尽管有地理上的阻隔，两地间还是有断续的接触，不过，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与在晚商都城安阳盛行的丧葬仪式或祖先崇拜并无关联之处。定居于黄河沿岸的族群不是古代中国唯一的文化势力。位于成都以北约40公里的三星堆，正是环境多样性带来文化多样性的明确证据，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下发展出独特性。三星堆的居民对生命与鬼神世界的了解与安阳的住民迥然相异。

在西元前3000年晚期至西元前2000年，年代较早的稻作社会宝墩文化在三星堆以西和以南的地方首先建造了几座城市。三星堆的名字里面有“堆”，从1927年起就偶有陶片与玉器出土，考古学家却直到1985年才发现这些“堆”是一道城垣的遗留。墙面长而有斜度，可能是为了抵御洪水与土地侵蚀。这些城垣看起来与长江更下游的古城城垣相似，显示这里的住民可能是从东方迁居此地。位于沱江支流鸭子河东、西与南面的城墙围出一片房址与作坊遗迹。这些城墙非常厚，底部宽约40公尺，现存顶宽约20公尺。当地砖瓦厂工人在挖掘取土时发现了两个长方形坑。两个坑的角落都指向四个基本方位，挖凿于原始土壤内，坑壁整齐，填土经过夯打。一号坑的年代起初被认为比二号坑早了数十年，不过两座坑的年代都与晚商同期。一号坑坑口长宽各为3.5公尺与4.5公尺，底部较小。坑内埋藏著丰富的文物：两百件青铜器中包括四件容器、十三件人头像、一百零七件铜环与四十四件三角形锯齿刃器。另有两百件玉器与石器，包括六十件工具与七十件刃形器，以及包括权杖金皮在内的四件黄金制品。近坑口处有十三根象牙，下方有成堆的货贝。坑内还有3立方公尺的动物烧骨碎渣和灰烬。若说一号坑的内容物粲然可观，二号坑中的发现则令人惊异。二号坑位于30公尺外，较一号坑长而窄，但深度约略相当。坑内分三层填满玉器、青铜制品、石器与黄金制品。四十四件青铜人头像中，至少六件以金面罩包覆。另有二十件U型人面具（或称瓦形鼓目面具），四千六百枚货贝，六十一件黄金制品，六十七根象牙，和三件青铜兽面具（亦称纵目面具）。最出人意外的发现是一尊青铜大立人像。

这些坑不是坟墓，而是被某个氏族用于祭祀或仪式，我们不知道这个氏族的名字，也不了解他们的仪式语言。在一号坑中，骨头与灰烬的埋藏深度显示，是先以燃烧的木头或竹子燎烧动物牺牲，然后才有对珍贵器物进行的大规模破坏与埋藏。同样神秘的二号坑却较为形式化，坑中物品经过仔细安排。玉器、青铜器、黄金与象牙依照一定的顺序埋入坑中，制造者余生再也无缘得见。正如精心准备的墓葬一样，这些坑也属于宇宙的另一个次元。随著2021年新展开的发掘工作，我们现在知道还有另外六个坑，进一步证明了财富所受到的大规模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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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坑以青铜器、金器与玉器铺陈出其制造者独特的世界观。这个物的语言没有任何文字纪录伴随，因此并不容易解读。同时，它也不符合安阳的物的语言。那名以青铜铸造的高大男子与大批珍贵物品一起埋葬，无疑意味著男子在社会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当他在今日的四川省出土时，全中国都为之震惊，而在德国、伦敦、西雅图和纽约展出时，他同样掳获了世界瞩目。铜人连同底座在内的高度超过2.5公尺，重180公斤，姓名和生平仍是未知。他出土时断为两截，残片四散于坑内。我们无从得知他为什么必须永远被封存于地下。他的生平与权力遭到刻意湮灭，而他显然不仅是一尊装饰性质的雕像，而是三星堆世界中的要角。他体型颀长，收束于腰部上方并及于脚踝的长袍凸显其身形。他的下巴方正有力，厚重眉脊上方的额头绑著一条头带，用以固定尚存的外张筒状头冠。一如在坑中发现的其他人像，他的眼睛鼓突形如杏仁，宽阔的鼻梁两侧双颊突出。他的耳朵很大，耳垂上有孔，应是用于穿戴耳环。两只手臂水平举起，与他柱状的颈项底部齐高，自胳膊处弯曲朝内，手臂末端连接巨大的双手，原本应是环握某物，但现已不存。这两只张开的手太巨大了，即使用来握住一根象牙也嫌太大。不论他手中握著什么，这名男子想必望之俨然。如今，他的轮廓依然慑人，而那庄严空洞的凝视则始终神秘难解。

相对于那双庞大而几乎笨重的双手，男子的长袍以各种精致的细节装饰，三层衣服上有两层铸有繁复的龙纹。较短的上衣与较长的内袍之间以一条水平线条分隔。袍子的长度及于膝下，两侧各垂坠一条燕尾。从袖口处可以看见较为朴素的内层衣服。男子站在方形高台上，高台的四个角落各由一个长鼻卷起的象头支撑，最底下的基座没有装饰，可能沉陷于地面。整座铜像看似是一次浇铸所完成，但事实上，立像、高台与基座是由至少八个分别浇铸的部件组合而成。三星堆的工匠能透过一次浇铸完成简单的青铜器，但是他们想要创造复杂的人像，因此将几个部件分别铸造，之后再连接为一体。在安阳，铸造者若想连接不同部件，比如将把手固定在一个青铜盆上，往往会先铸造把手，然后将它们嵌入器身的陶范中。热金属浇注到陶范中的时候，就会把预铸的把手与器身铸接在一起，又或者先铸造器身，再将把手于第二次浇铸时固定上去，器物表面会因此留下多余青铜液的痕迹。然而四川盆地的铸造者擅于分别创造几个部件，再将它们焊接为一体。

这名男子是君王、祭司、神祇，还是超越我们想像的其他生灵？他是功在避邪的守卫者吗？还是受人崇敬的神话人物？前述这些器物坑是进入这个宇宙的唯一管道。三星堆的青铜器铸造者得以用恒久的形式体现他们眼中的世界。但随著这些物品被打碎，这个社会也烟消云散。未来也许还会有新发现带来新的惊喜，但以目前而言，这名男子在中国考古学的所有出土文物中独一无二。就我们所知，他是西元前第二个千年晚期，唯一以青铜铸造的真实大小立人像。不论在中原或其他地区都没有大型雕塑的传统。更往北方，过了太平洋季风雨带，我们看到集中出现在当代蒙古但散见于整个欧亚草原的鹿石，用以纪念威武的战士。但这些石刻与三星堆的男子立像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直面这名男子之际，我们依然为之惊异。存在感强烈的他恍如横空出世，我们不知其名，也描述不出他的社会或信仰，然而男子的存在挑战也丰富了我们对古代中国的诠释。正如良渚与陶寺遗址的墓葬，充满祭祀用品的器物坑带我们远离了正典叙事，这些叙事透过商王朝的遗迹所诉说，在中国历代受到尊崇，并透过铭刻在甲骨与青铜器上的信史而诠释。青铜器一直被视为商代之光。然而在四川盆地却出现了迥然相异的器物。青铜立人身上短腿圆爪的侧面龙形纹，代表著尊贵的地位。这是个独立而丰盛的世界，它的民族充分利用土地以具现他们的信仰。

书名：地下之国： 由生到死，从祭礼到帝陵，一段横越三千年未曾被书写的沉默文明

作者：洁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

作者简介：生于一九四三年，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考古学家、汉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曾获颁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为现今中国艺术与考古领域最活跃的西方学者之一。
长达二十七年的时间任职于大英博物馆东方文物部（今亚洲部）；而后历任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副校长等职务；并曾担任伦敦皇家艺术院“一六六二～一七九五：中国清朝三代皇帝展——盛世华章”的首席策展人。研究领域涵盖整个古代中国，尤其善于从考古与物质文化的角度诠释早期中国与欧亚大陆文明间的交流互动。
以对古代中国的青铜器、玉器，以及纹饰系统、中国（从商代至汉代）墓葬遗址的广泛研究而闻名。四十多年来，研究与讲学的足迹遍及中国，更扩及中国北方边境两侧的考古遗址。笔耕不辍，累计出版十多部专著、发表百余篇论文，二〇〇二年获封“女爵士”（Dame）称号，并于二〇二二年因其“让沉寂的文物发声”的贡献，荣获唐奖汉学奖。

译者：胡宗香

译者简介：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现为杂志编辑与兼职翻译，译有《我深爱的国家》、《一切未曾逝去》、《独立宣言》、《征服自然》等书。相信译者的工作一如文化摆渡人，辛苦但有意义，冷暖自知，乐在其中。曾获梁实秋文学奖翻译类（译文组）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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