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拖延症患者” 在Admin Night梳理人生
“我等会就做。”这句话,你可能讲过无数次。有时候,你拖延的只是琐碎小事:打扫房间、预约行程、清理相册⋯⋯或许你不是不想做,只是被忙碌的日常事务压得喘不过气,半天能完成的事,拖延三天、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永远不开始。为了对抗“拖延症”,有一群陌生人在工作日夜晚相约,不聚餐、不喝酒,而是在咖啡厅践行一种名为“Admin Night”(行政之夜)的生活方式。他们发现,一个夜晚能改变很多事情。
记者:毕咏璇、郭思琪
2025年,保险从业员施莎莎一共参加了六场葬礼。两场是自己的奶奶和外婆,四场是自己帮助整理身故赔付的客户。有的客户走得很急,“家人都找不出一张合适的遗照”。那段时间回到家,看著自己房间里的各种杂物:旅游攒下的小票和纪念品,从一年前拖到现在还没动的手帐本,31岁的施莎莎突然意识到,假如生命骤然走到尽头,会不会连自己的人生都没有好好整理过?
就是在这个时候,施莎莎看到一篇介绍“Admin Night”的文章。这一概念最早在2025年11月由《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Chris Collin提出,而后在TikTok、Instagram等社交媒体成为热门话题。它指的是一群人相约在共享空间,各自处理“Life Admin(生活杂事)”,例如缴纳帐单、清理电子相册、预约活动等,期间可以聊天,但重点在完成事情。这个活动一下抓住了她的兴趣。
“我是一个爱好很多的人,于是变成有很多烂尾的事项。”前年圣诞节帮玩偶熊织的帽子,到今年只完成一半;想把去年泰国旅行的回忆做成手帐,手帐本现在还是一片空白。施莎莎觉得,Admin Night为她提供了一个既可以见朋友,又可以一起治“拖延症”的机会。朋友们都说有兴趣,但因各种原因暂时不在香港。她又在各个社媒搜索,发现香港还没有这样的活动,“不然我做一下?”她冒出一个想法。
施莎莎深知自己拖延,干脆把举办Admin Night的想法告诉所有朋友。“你的文章写好没?”晚上11点,手机弹出朋友的信息,施莎莎才发现自己又把事情抛到脑后。为了不显示已读标志,她不敢点进聊天框,直到在半小时内写好活动文案,按下小红书发送键,她才回复朋友:“已经发好了。”
陆续有网友给施莎莎留言和私信,她给有兴趣参加的人建了小红书群组。香港适合多人聚会的咖啡厅不好找,为了找多空位、营业时间长、无用餐限时、交通方便的咖啡厅,她特地在周六先去“考察”以物色一个适合的地方,从下午两、三点一直到晚上七点,终于在尖沙咀、中环和铜锣湾找到五间合适的咖啡厅。
没有想到群里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事情自然就发生了。
不到一周,群里就来了50多个人。一个月内,她已经举办了五场Admin Night,人数最多的一场有7人,目前群组里也有70多人。1月26日,施莎莎在铜锣湾成功举办第一场Admin Night,往后的三个星期,她又举办了四场,人数最多的一场有7人,目前群组里也有70多人。
前五场来参加Admin Night的14个人里,有12个都是新来港人士,就像九年前的施莎莎一样。2017年中,施莎莎从内地的大学毕业,通过单程证投靠再婚的母亲,来到香港定居。她的母亲早年在深圳打工时学会了广东话,后父是香港人。初到香港,施莎莎是家中唯一不会说广东话的人,她在家放了一个杯子,规定自己只能用广东话和家人交流,如果讲了闽南话或普通话,就要放五元进去。出门在外,即使对方想和她讲普通话,她也会坚持用广东话,告诉对方“而家学紧(广东话)”。起初,施莎莎只能去不需要交流的餐厅厨房打工,后来慢慢做到水吧,开始能和客人聊天。粤语进步后,施莎莎尝试找文职工作,误打误撞进入了一家跨国字幕公司。2019年底,公司退出香港市场,被裁员的她又遇上疫情,施莎莎想弄懂投资保障类的资讯,便主动加入保险行业,结果顺利做到现在。
来港九年,施莎莎在网上和兼职工作中认识了不少香港和国外的朋友。有人渐行渐远,有人移民,有人只把香港当作中转站,各朋友离开时留给施莎莎一片失落。她觉得,来港这么多年,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她始终未能完全融入本地人群体,在小红书发布活动信息,也是因为那里和她类似的人更多,说不定自己的经验能帮到人。
有美术功底的施莎莎特意为Admin Night设计邀请卡,每星期,她都会在小红书群组里发布一张题为“我想邀请你一齐Admin Night”的“电子卡片”,请每个人在上面填上名字和待办事项,圈出可以参加的时间和地点。随后,她协调好报名者都能参加的时间地点,再向他们私讯一张“邀请函”。
身处群体中反而拥有更多个人时间
1月30日的周五,下午五时放工的Venus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家或与朋友聚会,而是坐地铁到铜锣湾,在繁忙的街上寻找一番后,终于抵达目的地——位于时代广场对面的两层咖啡店。
在香港出生长大,25岁的Venus第一次知道热闹的铜锣湾还有这么宁静的咖啡厅。Venus参加的是施莎莎举办的第二场Admin Night,当晚共五人参加,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见面。处理网店事务、看书、做手帐等,在场的人专注在各自的事情上。Venus打开感恩日记,思考著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提笔写下其中值得感恩的,偶尔和参与者闲聊几句。
Venus是小学老师,教四个科目,平均一天五堂课,为了职业发展,她正在兼读教育类硕士,平日工作要应对学生、家长、同事,下班后还要念硕士班、做功课、做减肥运动。每天要写日记时,她总会为自己找借口,一天接一天,感恩日记已经拖延了两、三个星期。她偶然被演算法推荐到施莎莎的Admin Night贴子,看见施莎莎形容自己为“deadline fighter(死线战士)”和“三分钟热度爱好者”,Venus感同身受,觉得该活动十分适合自己,便马上报名参加。
在两个半小时的Admin Night,Venus感觉“那阵时是真正属于自己的me time(个人时间)”,平时无头绪的感恩日记竟然完成得差不多。在第一次Admin Night结束后,Venus发现写感恩日记没有想像中困难,加上有人在旁,不好意思像平日一样刷手机。现在的她几乎每天都能花半小时完成日记,就算拖延也不超过两三天。
注册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说,拖延一件事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是事情太难,第二是缺乏兴趣,第三是做事令自己有压力。拖延生活小事,不会有很坏的后果,然而当事情需要有成果时,拖延就会“不必要地令到生产力降低和工作质素减低。”对于“Admin Night”的可行性,黄仲远认为,由于“霍桑效应(Hawthrone Effect)”,当一个人在工作时觉得有人观察自己,行动就会更有效率。此外,身边有陌生人,也会更易产生“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
你同一群熟人出去的时候,你会有机会迟到,你同一群不认识的人,你可能更会介意自己迟到,这就是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的情况。
在香港有了认识的朋友 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周五晚和Venus坐同一张桌子还有29岁的Mayo,她刚到香港两天。去年在湖南的影视公司工作一年,被老板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后,她在一月底通过探亲签证来香港找妈妈过年。把行李搬来香港时,小红书演算法就给她推荐了施莎莎的Admin Night。Mayo觉得这个概念很好,看到施莎莎自我介绍是福建人,顿时倍感亲切:
跟我是老乡,所以我就更想去了。
收到邀请函,她感觉有些惊喜:“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一个卡片,感觉就像国外大学会有的舞会一样,这是我以前没有体验过的。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只会发一个Excel表让大家填。”
来到Admin Night的那一天, Mayo“风尘仆仆”地步行到邀请函上的咖啡厅地址时,包括施莎莎在内的三个人已经在座位上摊开本子或者电脑。几个人坐下就直接开始“做自己的事”,中间偶尔会聊天,像是“Coffee Chat”。Mayo原本的待办清单是看书,虽然书没有看完,但是完成了临时出现的工作交接任务。
来香港的20天里,Mayo申请了一间学校的影视类硕士、面试了两份工作、参加过三次保险公司的免费粤语班。她还参加了两次Admin Night,除了看书、学粤语,她更认识了包括Venus在内的好几位朋友。第一次Admin Night结束后,她就和其中一位女生变得熟络起来,一起去做了美容。Mayo还和施莎莎一起去大馆看展览,施莎莎从来不和她聊保险,而是一直为她解答生活上的疑惑。大学期间的Mayo来过一次香港,由于碰到态度不好的店员,她的记忆并不美好,现在有了认识的人,她不再害怕踏入这座新的城市:
在香港交的朋友比在湖南更多。
对于认识新朋友,Venus一开始没有甚么预期,只想著完成自己的事情。Venus有几位朋友和家人都移民了,过去几年,在家看著疫情和移民潮的新闻,她对生离死别有了很深的感受。她自认性格“比较i”,没想到Admin Night让她可以“无痛去认识不同的朋友”。
参加完第一场Admin Night,Venus就报名了接下来两场。第二次参加Admin Night,Venus认识了一位想转科读教育的大学生,恰好Venus有从社科转读教育的经历,同场还有一位曾修读教育学位的女生,三个人在结束后又聊了半晚。有两位参与者在闲聊中得知Venus爱喝鸡尾酒,便约她一起去“一家听说很好喝的”酒吧。如果有时间的话,Venus说一定会继续参加Admin Night,“我觉得我已经有一点把它当成一个healing time(治愈时间)。”
施莎莎会将待办事项相似或背景互补的参与者安排到一起。“一开始办Admin Night没想那么多,后来我发现来的大多数人是港漂,大家刚来香港有各种信息差,我的经验可以帮到她们,这让我很有成就感,也成为我继续办下去的动力。”
举办五场Admin Night后,施莎莎已经将一部分泰国旅行回忆放进了手帐本。在她一条介绍死亡赔付业务的工作视频里,她首先拍下了自己最近做的手帐。背景音里,她说:
人生最后的礼物,不是关于悲伤,而是关于好好整理自己的一生。
【本⽂获香港中⽂⼤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硕士实习刊物《读⾔》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