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空袭，导致包括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在内的多名核心高层丧生。事件引发全球哗然，但目前似乎又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阻止悲剧延续，只能任由伊朗陷入绝境，同时等待全球秩序在崩溃中重生。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然比大家所能够想像得到的变化，要猛烈得多。但香港政客呈现的是另外一种视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资本可能因为而避险流向香港，而立法会旅游界议员江旻憓则提醒市民应该避免前往当地旅游。

长期以来，美国都以“世界警察”自居，动辄干涉他国内政；但无论如何放肆，总能基于所谓国际规则和普世价值作为最后的道德约束。然而，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年重返白宫，开始如入无人之境，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霸权主义、孤立主义和极端冒险主义。从已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的“对等关税”，到完全无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拘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屡次声言动武夺取格陵兰、与以色列联合炸死伊朗最高领导哈梅内伊，明显都把一切枷锁抛诸脑后，不但为全球经济带来冲击，甚至对所有主权国家构成根本威胁。

诚如很多分析指出，特朗普对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表现上是出于选举利益的政治计算，而本质上则是美国对自身霸权衰落的集体焦虑，但实际结果却是加速美国信用的破产。可悲的是，当全球各国越来越意识到美国正是全球最大的不稳定变量，也越来越渴望可以重返多边主义的和平年代，但环顾国际社会，大家似乎不得不屈服于这样一个赤裸裸的现实：美国的列强朋友还没有足够勇气向正在破坏秩序的霸权说不，而弱小的发展中国家也还没有足够实力去抵御甚或反击霸权的威胁和侵袭，人们只能坐等世界在崩溃中重生。

面对美国以武力私刑公然践踏国际法律底线的野蛮行径，西方阵营之所以集体失语，不外乎他们都陷入了“战争是必要之恶”的虚伪道德困境。自从1979年，获美国扶持了20多年的巴列维政权因为专制、腐败和民生困顿而被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回教革命推翻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此建立，美伊关系也彻底决裂，从亲密盟友变成世仇死敌，后者长期遭受前者的经济封锁和技术禁运。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更把伊朗与朝鲜和伊拉克并列为“邪恶轴心”，指控伊朗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输出恐怖主义。在美国叙事的主导之下，伊朗的核问题一直被视为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胁。是次美以联军发动的“史诗愤怒”（Operation Epic Fury）袭击，正是被披上必须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的“正义”外衣。

可是，这些真的足以构成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干预政权更迭的正当理由吗？伊朗曾是孕育波斯文明的土地，更是中东繁荣的支柱；如今之所以陷入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权摇摇欲坠的边缘，绝对和长期被美国及其盟友的围堵战略和孤立政策息息相关，早就被剥夺了正常发展的权力。再加上，基于宗教传统，伊朗内部形成了过度集权的神权政治、僵化的教条主义、以及未能与现代经济接轨的落后体制，使得发展不前、民不聊生，早已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生存难题。但即使如此，美以也没有任何理由采取军事介入，因为伊朗作为主权国家，只有伊朗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政权更迭和政治体制。从阿富汗到利比亚，历史一再证明，被美国肆意更换的政权和政体，往往只会留下无尽的焦土和更深的仇恨。

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西方列强却是唯唯诺诺，“双重标准”可谓表露无遗，也让世界更加看清一个根本现实——在这个已然失序的世界丛林当中，国防实力才是生存底线。无论是当年日本侵华的历史耻辱，还是今天美国袭击他国的霸权行径，全都反复证明了“治理不善就要被欺负”、“军事落后就要被入侵”、“防御不足就要被斩首”的残酷。我们也实在不得不承认，霸权主义者并不会听从于道德的号召，只会服从于力量的边界；只有当主权国家的国防实力达到让霸权主义者感到畏惧、使其军事干预成本高于可能收益的情况下，世界才能够真正享有和平与稳定。因此，我国的国防建设并不能够止于“足够”，而必须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即以中美交战时能够取得绝对优势作为标准——这种“绝对优势”不是绝对为了侵略，而是为了杜绝任何霸权动念挑战中国底线、破坏地区和平。

面对震撼全球的地缘政治剧变，香港呈现的是另外一种视角。财政司司长看到的是，资本可能因避险流向香港，而立法会议员关注的是，市民应该避免前往当地旅游。这种置身事外的惯性思维，固然务实，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就难免过于狭隘。原因无他，因为香港长期习惯了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框架当中，扮演所谓的“中间人”或“服务者”的角色——它带来了左右逢源的繁荣，也让香港产生了无可避免的政治依附和思维局限。

问题是，香港已经回归将近30年，早就应该好好调整自身之于国家、区域、乃至全球的关系。当前正值全球权力结构重组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仍以“资本利润”或“安全旅游”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秩序和发展格局的崩溃与重生，显然无法适应时代巨变的需求。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与中西交流的枢纽，我们不应只是一个被动接受避险资金的“安全港”，更应是积极助力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急先锋”。我们需要具备更宏观的战略视野，更深入地理解霸权国家的虚伪、被霸权阴影笼罩国家的艰难、以及我国今天能够平视世界的得来不易，不断反思“安全”和“发展”、“国防”和“治理”的真谛，而不是紧紧盯着欧美股市、金价油价的跌宕起伏，跟随资本市场起舞。香港的繁荣不能再寄生于破碎的秩序，我们需要建立起一套独立于西方资本主义之外的制度弹性，并在法律与专业服务等层面为不愿屈服于霸权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香港方案。这不仅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基本要求，更是香港避免被历史洪流边缘化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