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足以让一座没有核心芯片产业基础的内陆城市，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猛”的升级转型——安徽省合肥市就是如此。自从2016年被纳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布局，几经实践后放弃土地出让和财政补贴等传统产业政策，致力创建一条“以耐心型投资为牵引、以产业链配套为基础、以新产业集群为方向”的产业生态路径，使得合肥极速崛起，成为集聚了450多家集成电路企业、3.3万名相关专业人才的“集成电路之都”。上周一（7月27日）首次登陆上海交易所创科板后市值一度冲破四万亿元大关的半导体巨头“长鑫科技”，就是合肥“十年磨一剑”的杰作之一。很多人都说，“合肥模式”是一场产业治理改革、“长鑫经验”值得香港参考借鉴——这些说法都对，但关键是，香港应该学什么？而更根本的是，香港应该怎样学？

合肥十年磨剑长鑫创造奇迹
香港终于跨入产业政策门槛

长鑫的成功，对地方经济、全国股市、世界创科都带来不同凡响的震撼，不但把安徽省的GDP擡进全国前十，而且正在重塑A股市场长期皆由银行、能源和消费蓝筹股盘踞市值榜首的结构，甚至有望打破全球动态随机存储（DRAM）领域数十年来都被韩国三星电子、韩国SK海力士和美国美光高度垄断的僵局，市占从2%飙升至8%。市场盛传，长鑫的第六代低功耗双倍资料速率记忆体（LPDDR6）接近研发验证尾声，预计年底之前量产，势将再掀风浪。令人惊叹的是，这样一家创造奇迹的公司，也只成立了不过十年的时间。

过去十年的香港，在产业发展方面，也发生了很多“从无到有”的改变，包括特区政府开始学习制定“产业政策”。曾荫权和梁振英在任特首付间都曾高喊“产业转型”，但官方认知中的“产业政策”都是源于“行业咨询”的小修小补，无法在锚定明确产业目标的前提下，全方位地对土地、技术、劳动力、产品市场及资本市场等进行调控，难以实现跨部门、跨要素的战略联动。直到特首李家超在《2022年施政报告》提到27次“产业”，并在接受《香港01》专访时宣告“香港开始有产业政策”，香港才算初步跨入这道门槛。

有赖“耐心资本”进行“产业投资”
突破“缺芯”瓶颈贯穿全产业链条

只是，特区政府长期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放任，又习惯“小政府大市场”的无为，当下的产业政策主要是以土地优惠进行招商引资为主，如果要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之下探索出一套“从有到强”的产业政策，仍须再下一番苦功夫；而“合肥模式”和“长鑫经验”，正是值得相关官员好好学习产业治理的案例。首先要回答“学什么”，就要摆脱一些误读。

很多人将合肥的转型归功于政府的“风险投资”，甚至将长鑫的崛起视之为一场“豪赌”；然而，长鑫背后的合肥国资体系早已澄清，他们靠的是“耐心资本”、做的是“产业投资”。“风险投资”追求的是单个项目的财务回报和短期套现，而“产业投资”着眼的是产业链的集聚、在地税基的壮大、以及区域长远的发展。长鑫的累计亏损曾经高达数百亿元，对于纯粹追求财务指标的市场基金而言，这种项目早就该被腰斩；但在合肥国资看来，当地本身以家电、平板显示、汽车制造作为支柱产业，但在转型升级当中全都遭遇“缺芯”的瓶颈，而长鑫的落地，则是最为关键的“补缺”——既有助实现芯片制造的本地化配套，还能拉动数百家贯穿材料、制造、应用等上中下游环节的配套企业的集中落户，推动集成电路产业产值从百亿级飞越至万亿级——如今甚至突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

重视构建现代产业引领作用
发挥有为政府极端专业主义

这样的发展规模，绝非传统那种依靠土地财政和税收优惠的招商引资方式所能应对，必须构建一条从“研发端”的工具补助、到“生产端”的项目投资、再到“市场端”的采购补贴都非常完整的政策支持体系。自从2013年出台《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指出了这是事关经济发展、国防建设、人民生活和信息安全的基础性兼战略性产业、对于推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并且明确了“市场导向、应用牵引、创新驱动、特色发展”的发展原则；合肥后续又再发布了逾十份涉及有关产业的土地园区供应、基础设施建设、人才队伍引育、成果转化促进、高校科研合作、产业集群奖励、金融支撑保证等等方面的产业政策，可谓投入了最好的资源、给予了最优的环境。

这种全面布局的定力和魄力，对于偏好“揾快钱”的香港来说，几乎是不太可能想像的事，但合肥偏偏做到了，而且示范了“有为政府”所应当发挥的极致专业主义。为免保守官僚的行政阻碍或胡乱指挥——在体制上，合肥国资将股权下放至建投、产投、兴泰三大国有资本平台，实行国资委、平台公司、产业项目的三层管治，并给予平台公司充分的市场化弹性和激励性措施；在决策上，引入或投资重磅项目时，会透过由专业经理人、智库、法律团队组成的智囊体系进行深度尽职调查，甚至聘请国际专利律师对技术路线与几千项专利进行自由实施（FTO）侵权风险评估，以冲抵项目在商业化路径上的巨大风险。

极强财政韧性愿意承担缺损
高度容错机制鼓励大胆决策

最令人佩服的是极强的财政韧性和高度的容错机制。合肥对天使投资基金设定了高达40%的总体风险容忍度，对於单项项目甚至允许最高100%的亏损；而且，当局配套出台“尽职免责”操作清单，只要有关投资决定履行了尽调程序、信息披露和集体决策等流程，即使项目最终失败，相关负责人也不用承担过度追责。更值得一提的是“双线并行，独立决策”，即国资平台按照市场化的投资逻辑进行研判和投资，同时政府部门按照产业政策逻辑进行评估和落地——两线互不干扰，既保证了投资的专业性，又保证了布局的战略性。

近年特区政府确实展现了转型姿态，尝试摆脱“积极不干预”的经济哲学，也成立了主动出击投资初创的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港投公司），并计划在“北部都会区”透过“分阶段开发”与“灵活批地”压缩发展时间、“交地抵价”与“按实补价”增加开发诱因、还有“双信封制”强调确保土地使用符合产业导向。对照长鑫的突围过程，合肥官方担当了“产业组织者”的主动角色，而香港产业政策还有进步空间，目前处于“只搭台，不入局”的被动状态，少了全产业链的生态规划，没有耐心资本的全力托底，做不到官产学研的深度配对，形成不了科研成果转化的市场需求，更别说上下同欲破釜沉舟的改革决心。

香港产业政策处于被动状态
学习合肥彻底扭转政府角色

因此，若要解答“怎样学”，不能只是呼喊“参考借鉴”的口号，更不能盲目复制“合肥模式”。香港要学合肥，要学会科学地投、专业地管、理性看待回报，核心在于价值的重塑和制度的改革，要将政府的角色从被动的“补贴发放者”、“场地出租者”，彻底扭转成为具备战略胆识和前瞻视野的“产业打造者”、“风险共担者”；但香港不要做合肥，不要全盘套用“国资主导”的方式去发展全产业链的重资产制造，而是可以高度服务国家的战略需求，深度融入大湾区的产业链发展，补齐俗称“中试”的“中间性实验”制造这块关键短板，和其他湾区城市共同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创科产业集群。

合肥用十年时间证明，一座城市的产业命运绝非由先天禀赋死死限定，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展现出全面的产业规划、前瞻的战略定力、专业的执行能力、勇敢的承担风险。香港坐拥世界前列的科研水平、自由流动的国际资本、制度优越的法治环境，发展创科的底子远比当年的合肥厚实，也有潜力走得比今天的合肥长远。十年之后，香港将会孵化什么，又能探索出怎样的产业政策，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