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保平安?《特殊家屋:一部关于香港沦陷的小说》上|开卷乐

撰文: 开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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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零八个月”对于见证者以外的人而言,追溯这段残酷岁月,彷若隔着泛黄的毛玻璃观影。时人的文学创作却能跨越时空,于字里行间拾遗和透照,《特殊家屋》正正体现出如此珍贵价值。
文:香港电台开卷乐

侣伦的《特殊家屋》讲述一九四一至四二年间,仰赖收租维生的物业主林伯章一家的种种经历。纵使本为中上阶层,面对香港逐渐沦陷,林家在纷乱世态间亦只得挣扎求存,而家中一行人则对侵略方各怀心思,有的妥协顺从,有的慨愤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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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的拓荒者

侣伦被誉为“香港文学的拓荒人”,其小说《穷巷》是香港文学课程的必修经典。然而,本书编者彭智文感叹,即使侣伦在文坛的地位非凡,读者却对其印象模糊,研究学生在课堂间接触的往往除了经典的《穷巷》,便是零散短篇。何以有如此局限?皆因侣伦的作品实在稀缺,但文本的流通对于文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如《穷巷》在一九八七年出版,再版竟已是二零一九年,相隔竟近二十载。

彭智文在书中的导论提及,同样是写实的战争年代作品,《特殊家屋》的文学价值不亚于《穷巷》,前者却因过去未曾成书出版,与后者的命运大相径庭,遗憾地默默无闻。经历长久等待,却苦无回响,正是驱使彭智文亲力亲为,决意筹划将《特殊家屋》结集成书的动力。

经过18日的保卫战,香港失守,日军耀武扬威入城。这一天,是1941年12月25日。(Getty Images)

凭借一张纸将宪兵抵在门外?

“特殊家屋”是甚么?作为小说标题,这个“特殊”的用词初时或许会令读者百思不得其解,读毕便惊觉作者的铺排甚为巧妙——首章便出现的投靠日军者“四眼苏”,最后以一张伪造的“特殊家屋”告示,间接登场为故事收结,并以这个悬念贯连了整部小说。

直到小说中段(第一百零一节),“特殊家屋”才正式揭晓:林太太对林伯章提起亲戚寄来一封信,一读之下,原来是对方邀请林家前往并未沦陷的澳门居住。她本以为丈夫会和应,怎料,林伯章兴致缺缺,还得意地分享近来的新发现、不需惧怕日本军的诀窍——一张写有“特殊家屋”四个大字的白纸,大字旁边缀着一行小字,下款还盖上了某日本机关的长方形红色印章。门口贴上这则“官方告示”,证明屋内住着的并非一般人家,便能让日本兵收敛煞气,避过三不五时的上门清查。这在当时频繁受日本宪兵侵扰的百姓眼中看来,俨然是一道比拜神更具避凶成效的护身符。

1938年末,日军与香港军队于罗湖桥对峙。(政府档案处图片)

把历史的苦涩入文

战时轰炸、侵略者的暴行、民生骚乱……当年祸乱四起的境况、众生面相,借由林伯章一家的经历呈现。文本涉及的史料繁多,幸得编校者用心查证及注释。

日占时期跑马地马场的赛马情形。(三联书店Facebook)

当中,最为关键的“特殊家屋”是否真有其物?虽然未能从坊间研究日占香港的书籍中寻得告示的资料或是图像,倒在《香港沦陷日记》找到相关记录:“甘的门外果然贴有一张宪兵队的告示,写着‘特殊家屋,立入严禁’八个字⋯⋯”

此外,原来早在一九四七和四九年,侣伦已于《华侨日报•文艺周刊》发表过〈轰炸(一个速写)〉、〈绅士之家——人物素描〉和〈打签—— 《特殊家屋》断片〉,及后发展成中篇小说《残渣》。最终,《特殊家屋》于一九七七年二月至九月期间,在《大公报》副刊“小说林”版连载,侣伦完成了构思初期愿想的“十万字至以上的长篇小说”。从雏型到成为其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竟相隔三十年,是以《特殊家屋》在香港文学史上别具意义,弥足珍贵。

(本文原刊于报章专栏《开卷乐》,此为加长版。图片为编辑所拟,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