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专访】台湾同婚合法化已数年，社会对性别平权的讨论看似告一段落，但一部名为《失明》的电影，却在此刻重新提出关于压抑与自由的叩问。这部作品由金钟影后林依晨首度担任监制，导演周美豫则将作家刘梓洁获奖短篇小说〈失明〉，改编为一场关于母子、同性、跨代的情感纠葛。

故事中，林依晨饰演的完美医师娘“书仪”，在重遇吴可熙饰演的初恋情人“雪津”（吴可熙饰）后，生活逐渐失序；而更颠覆传统的是，她与丈夫的儿子（刘敬饰），竟也同时爱上了雪津。

在婚姻平权已入台湾法律的今日，为何仍要诉说一个关于压抑与“看不见”的故事？最近我们与导演周美豫、监制林依晨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谈，探讨这部作品背后的创作思考。

原著小说的的破格与重塑

《失明》改编自刘梓洁短篇小说集《亲爱的小孩》中的同名篇章。谈及为何独独被这篇故事吸引，导演周美豫分享道：“在这个短篇里面，它描写一个失能的家庭，然后因为有个秘密，牵引著这个家。我觉得它书写的方式很细腻、很抽象，很有趣。”正是这份难以言喻的暧昧与悬念，成为了她创作的起点。

然而，周美豫并未选择忠实还原，而是进行了一次大胆的“破格”。她与监制林依晨在一次关键对话后，毅然决定将原著“女儿爱上父亲的情人”的设定，翻转为“儿子爱上母亲的初恋情人”。

周美豫引述林依晨的观点：“她觉得女性在华人社会受到的各种传统的压力还有框架，比男性来得更多。所以如果我们把性别置换成女性的话，可能可以让这个情感更有张力。”这个改动虽然痛苦，却也让身为女性创作者的她，更能深入角色的情感核心。

此外，电影将故事背景设定在2015年，亦是别具深意。“因为那一年对台湾的同志族群很重要，可以去（户政事务所）注记了。”周美豫强调，电影理应反映当代，透过这个时间点，串联起过去至今的社会变迁，让故事不仅是私密的情感纠葛，更展现了时代的轨迹。

失明与摄影、压抑与自由

《失明》的片名直指核心，但电影中却为自由奔放的雪津，设定了“摄影师”的职业。这组“失明”与“摄影”的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对照。周美豫解释：“我觉得‘摄影师’这个职业蛮适合她，她自由，然后她透过镜头去观察。所以我们就跟‘透过眼睛去看人、看一切’，做了一个这样的对照。”雪津的镜头，成为了探索与凝视的工具，反衬出书仪为了维系完美家庭假象，而选择的“心盲”状态，即是一种拒绝看见真实欲望的内在失明。

这份对照，也延伸至书仪与雪津两个角色本身。她们如同镜子的两面，映照出女性在社会中的两种极端样貌。书仪是压抑的、符合社会期待的；雪津则是自由的、忠于自我感受的。“书仪她就很向往雪津的自由。”

书仪被雪津那份无拘无束的魅力所吸引，这份吸引力不仅源于旧情，更源于对另一种生命可能性的渴望。周美豫补充道，这两个角色并非代表所有女性，而是“刚好我们想讲的这个故事，用这样子的一个组合跟设定，去带出这样的感情。”

林依晨监制与演员双重凝视

从演员到首任监制，林依晨坦言过程“心力交瘁”，只能靠划分时段来区隔两个身份。而在诠释书仪这个被社会期待牢牢捆绑的角色时，她如此理解：“她就是一个男异性恋生命里的女生，用一板一眼的方式接送儿女，甚至是丈夫的私人助理，打理他的一切，去维系一个完美家庭的表象。”

林依晨为了强化这种抽离感，刻意在表演中注入了“节奏上的静性、规律性、重复性”，让角色表面看起来情绪很淡，仿佛心思从不在场。这便是书仪的“心盲”，她为了扮演好社会赋予的角色，而将真实的自我封存。

然而，机器人的外壳下，包裹著一个渴望成为“活人”的灵魂。林依晨笑著说，书仪内心深处，其实渴望著“更passion（热情）一点的感觉”。这份压抑，也让林依晨产生了深刻的共情与反思。“对我来说，值得我花费心力、然后累得要死的一定是要我很爱的事情。我没有办法为不够爱的事情花费那些心力。”

她坦言，若是自己，绝对无法像书仪一样撑上二十年。“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两个孩子，她撑不了那么久。可能只撑十年。”这不仅揭示了她对角色的透彻理解，也点出了母职在女性生命中，既是慰藉也是枷锁的复杂性。

平权时代的“失明”

访谈的尾声，我们将话题拉回当下。在同婚合法化的今天，推出《失明》这样一部电影，意义何在？两位主创的回答，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法律之外的人心。

林依晨一针见血地说：“‘在讲的时候’就代表我们还没到。”她忧心地指出，在资讯爆炸的时代，人是健忘的，若不持续透过故事去诉说，过去争取来的成果很可能被极端言论所摧毁。

当我们可以去面对真实的自己，很free、很自我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才是真的平权。

周美豫导演则分享了一个更为具体的观察：“我有个朋友跟一群女同志出去，她们却说：‘你不要拍我的脸，你只能拍我的手，我们不想曝光。’”这个发生在平权时代的真实故事，让她深切感受到，社会的眼光与无形的压力，依然是许多人无法挣脱的枷锁。

《失明》为香港亚洲电影节参与作品之一，将在本月底放映，有兴趣读者，请留意官方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