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作者安妮・法兰克（Anne Frank）的继姐、同为大屠杀幸存者的Eva Schloss，于2026年1月3日在伦敦逝世，享年96岁。消息由安妮・法兰克信托基金会（Anne Frank Trust UK）证实。

她的名字总与安妮相连，但她的人生远比“继姐”二字复杂沉重。她曾因幸存者的罪疚感沉默近四十年，余生则走遍全球，成为控诉仇恨的最有力声音之一。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发文悼念，称对认识她深感“荣幸与骄傲”，并赞扬她“将年轻时难以想像的恐怖经历，转化为毕生致力于战胜仇恨与偏见的力量”。

两个女孩，两种命运

Eva Schloss，原名Eva Geiringer，1929年5月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纳粹崛起后，一家人辗转逃亡，最终在1940年定居荷兰阿姆斯特丹，与早前已搬到此处的法兰克一家成为对门邻居。

那年，11岁的Eva认识了同龄的安妮。在Eva眼中，二人性格迥异：她是个爱运动的“假小子”，安妮则是个早熟、健谈、迷恋时尚与电影的女孩。“安妮总是群体里的焦点。”她们一起跳房子、玩弹珠，享受着战争阴霾下短暂的童年。

15岁生日遭熟人出卖

1942年，纳粹搜捕加剧，两个家庭相继躲藏。法兰克一家藏于“密室”，Geiringer一家则被迫分散。恐惧是日常，然而，最致命的打击来自熟人的背叛。

1944年5月11日，Eva的15岁生日当天，一名她们信赖的荷兰护士，实为纳粹双面间谍，将他们出卖。盖世太保破门而入，一家四口被捕，先送往中转营，再被塞进运送牲畜的火车，送往人间炼狱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Auschwitz-Birkenau）。

在月台上，父亲对Eva说了最后一句话：“你要保证勤洗手，不要生病，活下去。”随后便是生离死别。Eva经历了剃发、裸体羞辱、饥饿与伤寒，在垃圾堆中寻找腐烂的萝卜皮充饥。她眼睁睁看著母亲被选中送往毒气室，以为已是永诀。奇迹的是，三个月后竟发现母亲仍在生。母女二人凭借顽强意志与情感纽带，在炼狱中互相扶持了九个月。

成为安妮的“继姐”

1945年1月，苏联红军解放奥斯威辛。Eva与母亲历尽艰辛回到阿姆斯特丹，却迎来噩耗：父亲与哥哥在纳粹撤退前的“死亡行军”中丧生，距离解放仅数天之遥。两个破碎的家庭，在共同的悲痛中寻找慰藉。Eva的母亲Fritzi与同样失去妻女的奥托・法兰克（Otto Frank）越走越近，并于1953年结婚。自此，Eva成为了安妮的“继姐”。

战后，奥托将所有心力投入出版《安妮日记》。日记的巨大成功，却一度成为Eva的痛苦来源。这份嫉妒与痛苦，她从不讳言：“当我第一次读日记时，我想：‘安妮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经历了完全一样的痛苦。’”

全世界都在哀悼安妮，一个在日记中永生的女孩；但似乎没人想听一个真实幸存者的故事。Eva选择将创伤上锁，她患上严重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噩梦缠身。她移居伦敦，结婚生子，努力过“正常”生活，对那段过去，她沉默了整整四十年。

沉默40年后终开腔

转捩点发生在1986年。伦敦一场安妮・法兰克展览开幕，Eva受邀出席。被组织者突然邀请发言，那一刻，她四十年的沉默终被打破。她第一次公开分享自己的经历，从此，再也没有停下。Eva意识到，世界并未从历史吸取教训，仇恨依然潜伏。她不再仅仅是“安妮的继姐”，而是一位独立、强而有力的历史见证者。

她开始撰写回忆录，包括《Eva's Story》（1988）、《The Promise》（2006）以及《After Auschwitz》（2013）。她走遍全球，在学校、监狱和联合国发表演讲。她不再只是“安妮的继姐”，而是一位独立的、强有力的历史见证者。

如果宣传和广告可以影响年轻人去做坏事，那我们也必须教育他们去做好事。

她深知幸存者终将凋零，为了让见证永存，她参与了南加州大学大屠杀基金会的“新维度证词”项目，透过全息投影技术录制了数千个问答。即使肉身离去，未来的世代仍能与她的影像“对话”，听她亲口诘问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