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政府颁布《退位诏书》，昭示着皇朝的气数已尽，溥仪的名字旁从此落下一注“末代皇帝”。朝代更迭、国族盛衰，历史记载中聚焦的向来是推动时代变迁的先导者，但更多的人，是被命运裹挟前行、恰逢生于巨变之时的“遗民”。
文：香港电台开卷乐

现任香港伍伦贡学院人文学院署理院长崔文翰博士，研究领域涵括明清至民国史、香港史、学术思想史、文化史等。《香江情怀：香港清遗民诗文集选编》一书获卫奕信勋爵文物信托资助，选录九位遗民生平及其各约十首诗文的赏析，将甚少被提及、深藏图书馆的清遗民著作重现人前。

诗文千首如何选？

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开卷乐》逢周六晚上8时30分至9时，港台第二台播出。节目重温 : rthk.hk/radio/radio2/programme/bookview

编辑《香江情怀》的首要难题，便是得在茫茫珠石堆中，精挑出能系连起一串脉络的文本。“遗民”原指亡国或前朝遗留下来的住民，然而，清朝遗民的数目极为庞大，不划范围地广录他们的著作，惟恐令此书成为寻常读者吃不消的“砖头书”。

故此，崔博士进行了几番遴选：首先，在严格的定义下，“清遗民”须是在清朝考取进士的官职人员，并且大清灭亡后拒绝融入民国政府或担任官方职务。复次，他们须与这座城市有密切关联，于香港定居或居住好一段时间，而且有完整的诗文集流传下来。最终选上九位清遗民学者，分别是吴道镕、丁仁长、张学华、陈伯陶、何藻翔、赖际熙、温肃、岑光樾，以及江孔殷。他们留下的作品，单是诗词已近千，因此，最后一环的作品甄选再定下两个条件：其一，只选取他们在香港居住期间书写的作品；其二，撷取与香港相关，并且具有历史价值的诗文，它们载录遗民在港的交际关系，以及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

望宋皇台，寄故国愁

南宋末帝赵昰（端宗）和弟弟赵昺（少帝）为躲避元军追击，南逃至九龙城一带的官富场，后人设“宋王台”碑石纪念这件历史事件。此地也就蒙上一层特殊意义，成为了遗民寄托故国情思的象征地。

一九一六年十月十三日，适逢南宋遗民赵秋晓生辰，早期抵达香港的遗民陈伯陶召集包括张学华、赖际熙、区大典等至少十六位友人，聚首一堂，以祭祀为因由，结社唱酬，可谓一场小型的诗聚。次年，苏泽东将众人诗作结集成《宋台秋唱》。吴道镕在〈宋台秋唱序〉中写道：“心之忘，何所不忘哉？而有不忘者存斯，可以观性情焉。”宋皇台成为了亡朝文人胸臆的思乡处，他们借宋喻清，抒解怀缅前朝的幽思与哀愁。

宋皇台亦是遗民飘泊人生的寄意驿宿。陈伯陶出身于广东东莞，面临清朝局势倾颓后弃官返乡，担任广东省教育总会会长，武昌起义后，携家带眷迁至香港，初居红磡，最终落地于九龙城，自号“九龙真逸”，隐居渡过晚年。其〈九龙城宋王台新筑石垣记〉颂记建筑商人李炳捐款修建圣山石垣，还于古迹处附置牌坊、凉亭、花园等，让游人铭记此地。

他又写下〈槃园记〉，直抒对香港（界限街以北）的看法：“昔人嘲夷齐不食周栗而食周薇，惟兹租借地，彼客而我主，固非首阳比也。”英国纯粹是借地的租客，而租主是大清，非新政权民国政府，故己况异于“食周薇”的伯夷叔齐，强调生活在香港与忠于故朝并无矛盾。

同仇敌忾，袁世凯一死会友宴酣

清遗民的著作长久以来被学术界忽略，时人将其视作食古不化的帝制拥护者，配以守旧、思想落后等负面印象。推广古文的他们，又与白话文运动的风潮脱轨，故大多数留在自家圈子。“遗民”——尤其是对于远离旧体制的当世人而言——兴许隔离着一层神秘色彩。

一九一六年，遗民恨之入骨的袁世凯死后不久，丁仁长以〈五月十二日会饮荔垞万斋〉一诗，记录会友庆祝的情景。众人在一片狂喜中觥筹交错，宴酣闹声甚至打扰到邻舍，只好愧然致歉。这些离乡别井、心生共鸣的文人，岂止于刻板扁平的“遗民”二字。他们性情各异，兴趣不一，曾经过着鲜活的起伏人生。本书将被时代遗落在藏书室幽处的生活面貌，重新铺现人前。

（本文原刊于报章专栏《开卷乐》，此为加长版，图片为编辑所拟，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