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邱家进

若从表面观察，香港不缺人才。公务员体系长期以专业、高效、程序理性见称，成功支撑城市日常运作；社会亦累积了大量具备国际视野、专业背景与公共热诚的人才。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个体质素，而在于人才如何被培养、被历练、被衔接。

长期以来，香港的政治与公共人才培养更多是一种制度运作的“副产品”，而非被清楚设计的核心工程。人才往往在部门内部自然成长，或因个人际遇而进入公共角色，却缺乏一条清晰、连续、可复制的制度路径，将个体能力稳定转化为整体治理能力。

这种模式在环境相对稳定、问题较为单一的时期或许尚可运作，但在高度复杂、跨界、跨层级、跨周期的治理环境中，其限制便迅速浮现。治理开始过度依赖少数关键人物的个人判断，一旦人事更替或外部冲击出现，能力断层的风险便被放大。

能力的历史性失衡：
为何长期只培养两种人？

深入检视香港的人才结构，可以发现一种长期存在的能力失衡。传统公务员体系透过高度制度化的训练与轮岗，成功培养出大量执行型人才；在特定政治氛围下，社会亦孕育出擅长话语动员与媒体操作的动员型人才。

这两种能力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其必要性，却同时遮蔽了另外三种对现代治理同样不可或缺的能力：一是负责长期趋势判断与方案设计的智囊能力；二是在不确定中承担风险、作出取舍并对结果负责的决策能力；三是在跨界别、跨文化与多层制度之间进行协商整合的外交能力。历史反复证明，任何能够成功推动制度转型与长期治理的政治体系，都极少依赖单一能力。

黄埔军校之所以能培养出兼具思想、组织、动员与战略视野的领导者，正因其训练从未局限於单一技能；清末留美学童计划之所以影响深远，亦在于其有意识地为国家现代化储备工程、外交与制度型人才。

重新定义政治人才：
五型合一支撑整体治理

在高度互联的现代治理环境中，政治角色早已不再是线性分工。政策制定、社会沟通、制度执行与对外协调往往同时发生，并彼此影响。任何只擅长单一功能的人才，都难以独立支撑整体治理。

因此，重新定义政治人才，成为“由治及兴”阶段不可回避的任务。所谓“五型合一”，并非要求每一名政治人物成为全能型领袖，而是要求制度有意识地培养政治人才在五个关键治理功能上的潜质与整合能力：智囊、决策、执行、动员与外交。

真正的关键，不在于同时展现五种能力，而在于能否随治理情境转换主导能力。这种能力可切换性，正是现代政治人才与传统角色型政治人物的根本差异。

锻炼八维核心能力：
可拆解评估累积的能力

若“五型合一”只停留在角色描述层面，终将流于口号。要让理念进入制度运作，政治能力必须被拆解为可理解、可评估、可累积的结构性能力。

战略思维与远见，使治理不被短期事件牵着走，能在即时压力下仍维持长期方向；沟通与影响力，确保政策理性能转化为公共理解与社会信任；分析与研究能力，让决策建立在证据与结构判断，而非直觉或单一案例之上；危机管理与韧性，体现在没有完美选项的情境中仍能行动并调整；伦理与个人品质，则是权力能否被长期信任的根本；组织与执行能力，确保判断能穿越制度层级，转化为现实结果；学习与适应能力，避免治理能力过早定型；而数位与专业素养，则是现代治理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这八个维度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分类本身，而在于打破“能力等于职位”的迷思。能力不再依附于某一位置，而成为可跨角色、跨阶段累积的治理资产。

长期以来，政治领导力常被描述为一种模糊而整体的气质，仿佛只要坐到某个位置，能力便会自然生成。这种想像，在高度复杂的现代治理环境中，已成为制度风险。当能力未被清楚拆解，制度便无法有意识地培养、评估或修正，只能依赖个人天赋与偶然经验。

真正成熟的治理体系，必须把政治能力从“形容词”转化为“结构”。所谓八种核心能力，并不是为了分类，而是为了让制度知道：究竟在培养什么、缺什么、如何补。

第一维：战略思维与远见
治理不被短期事件牵着走的能力

战略思维不是预测未来的水晶球，而是一种理解结构性趋势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人，能分辨哪些是短期噪音，哪些是长期不可逆的变化，并在政策选择上避免被即时情绪或单一事件全面牵引。

缺乏战略能力的治理，往往呈现出“反应式政治”：事件来一个，回应一个，却始终无法累积方向感。制度看似忙碌，实则原地踏步。这种情况在高度媒体化、节奏极快的政治环境中尤为常见。

制度锻造战略能力的关键，不在于教答案，而在于让人才反复接触长期议题、结构分析与多路径方案思考，并在压力下被要求为“未来后果”负责。

第二维：沟通与影响力
把政策理性转化为公共理解

治理并非单纯作出正确决策，更关键的是让社会理解为何如此决策。沟通能力的核心，不是演说技巧，而是能否在价值冲突中建立信任，在分歧中创造最低共识。

当政治体系缺乏这种能力，即使政策本身合理，也会迅速丧失社会支持，最终反噬治理本身。此时，政策问题往往被误判为“民意问题”，实际上却是沟通失效。

这种能力只能在真实互动中锻造，而非在稿件中学会。唯有让人才不断面对反对声音、不同社群与价值冲突，沟通才会从技巧升级为影响力。

第三维：分析与研究能力
让决策建立在证据而非直觉

分析能力是政治判断的底座。它不要求政治人物成为学者，而是要求能辨识关键变项、理解因果关系，并警惕“单一案例”或“个人感受”被误当为整体现实。

缺乏分析能力的治理，往往容易被极端个案、情绪化叙事或短期数据牵引，导致政策摇摆不定，甚至自相矛盾。

制度若未有意识地锻造这项能力，决策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感觉正确”，而非“结构合理”。这也是许多政策在短期内看似受欢迎，长期却问题重重的根本原因。

第四维：危机管理与韧性
在没有完美选项时仍能行动

真正的政治压力，从来不是面对对错分明的选项，而是在多数选择都伴随风险的情境中，仍必须作出取舍。危机管理能力，体现在是否能在资讯不足、时间紧迫、责任巨大的情况下行动，而非拖延或逃避。

缺乏这种能力的政治体系，往往在关键时刻陷入僵化，错过最佳窗口，事后再以程序补救，却已付出更高代价。

韧性则体现在失误之后的反应方式。能否承认错误、调整路线，而非固守面子或既有说法，往往决定治理能否长期维持信任。

第五维：伦理与个人品质
权力被长期信任的根基

伦理并非装饰性美德，而是治理可持续性的结构性条件。当权力被频繁质疑动机与诚信，即使制度完备，社会信任仍会逐步流失。

缺乏伦理自觉的政治体系，短期或能依赖制度运作，长期却必然侵蚀合法性，最终削弱治理效能。

这种能力无法速成，只能透过长期观察、责任承担与制度文化逐步塑造。

第六维：组织与执行能力
把判断转化为现实结果

政治失败中，最常见的一种并非判断错误，而是“做不到”。缺乏组织与执行能力，再好的构想也只能停留在文件层面。

这种能力要求理解制度限制、协调多方资源，并在现实约束下推动事情发生。若政治人才缺乏此能力，治理便会出现“政策很多，改变很少”的落差。

第七维：学习与适应能力
避免治理能力过早失效

治理环境不断变化，昨日的成功经验，往往成为今日的障碍。学习能力的核心，在于是否能意识到自身认知的时效性，并主动更新。

缺乏这种能力的政治体系，容易被自身历史绑架，最终对变化失去反应力。

第八维：数位与专业素养
现代治理的基本门槛

在高度数位化、跨专业的治理环境中，理解科技、财政、专业知识与冲突调解，已不再是加分项，而是基本条件。

缺乏此能力，政治人物便难以与专业系统有效对话，治理自然被动。

作者邱家进是思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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