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培养香港治理人才的6R循环系统

撰文: 思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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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哲研究所|邱家进

政治能力最大的误解,在于它经常被视为一种可透过课程灌输的知识型能力。事实上,真正的政治判断力,几乎只会在不完整资讯、时间压力与多重利益冲突下被逼出来。因此,政治人才培养若不被设计为一个长期运作的循环系统,最终只会流于形式。我们提出以实践为核心的“6R循环培训模型”,其目的并非建立一套线性、一次性的训练流程,而是构建一个能够持续生成政治与政策能力的动态系统。

此模型借鉴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Clingendael Institute强调理论与实务高度整合的训练方法,以及以色列Erez Program以实战与责任为核心的精英培养逻辑,将人才培育视为一个必须不断回馈、修正与进化的长期工程,而非阶段性任务。6R的核心假设在于:政治能力并非在安全环境中“学会”,而是在承担责任与面对后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

循环的第一个环节是Recruit,即招募。此阶段的关键不在于选拔“当下最成熟”或履历最亮眼的人,而在于识别具备成长潜质与角色转换能力的候选者。潜能导向招募特别关注候选人是否展现出跨“五型”能力的可能性,例如是否具备反思能力、学习弹性与公共使命感,而非仅仅在某一功能上表现突出。这一取向确保制度培养的是未来治理所需的人,而非过去模式的复制品。

进入Relate(亦可理解为 Assess)阶段后,重点转向能力的可视化与校准。透过360度回馈机制与八维核心能力熟练度量表的自评与他评结合,培养对象得以清楚理解自身能力分布与短板所在。评估在此并非为了筛汰,而是为后续历练设计提供依据,并协助个体设定清晰而可追踪的成长目标,例如在培训初期即明确六个月周期内的能力突破方向。这一步骤的制度意义,在于打破“职位等于能力”的隐性假设,让能力成为被明确讨论与培养的对象。

第三个环节Reflect,标志着从评估进入深度学习与反思。此阶段的理论学习并非以灌输知识为主,而是以拆解既有思维惯性为核心目标。透过问题导向学习(TBL)、跨国与本地政策案例研究,以及模拟决策讨论,学员被迫重新检视自己过往作出判断的方式,理解不同价值取向与制度条件下的选项差异。借鉴Clingendael的做法,这一阶段特别强调跨专项、跨背景的交叉讨论,使反思不只停留于个人层面,而能上升至制度与结构的理解。

当反思完成后,培训正式进入Role-play的实战阶段,亦是整个6R循环中最关键、不可替代的一环。透过高强度的模拟危机决策演练(Crisis Simulation)与基层实习轮岗,学员被置于必须在时间压力、资讯不完整与多重利益冲突下作出选择的情境中,并真实承担其后果。在此过程中,智囊、决策、执行、动员与外交等不同能力被要求同时启动与整合,而非分割运作。针对动员与公共沟通能力,亦可引入如国际演讲会Toastmasters等成熟演说训练体系,确保价值传递与政策说服力能在压力情境中经受考验。

随后进入Reinforce阶段,重点在于防止经验被错误定型。没有引导与回馈的实战,往往只会强化既有偏误,因此导师制度与跨域协作在此阶段扮演关键角色。透过与具实务经验的导师对话,以及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反思,学员得以理解自身行动与制度后果之间的关系,并修正不适切的判断模式。在香港情境中,现有如“政道”一样的培训平台,正可成为此阶段的重要制度基石,连结培训与真实公共场域。

循环的最后一个环节是Re-assess,即再评估。此阶段的目的不在于判定“是否合格”,而在于确认能力是否成长、是否出现新的瓶颈,以及是否需要启动下一轮更高强度或不同方向的历练。透过周期性再评估,制度得以确保人才不会因一次成功经验而过早定型,亦让学习与适应成为持续状态,而非培训结束后即告停止。

总体而言,6R循环培训模型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六个环节本身,而在于它将政治人才培养由“课程思维”彻底转向“生成思维”。它假设治理能力必须在行动中被反复测试与修正,并透过制度化的循环,让个体成长最终转化为可累积、可传承的公共治理能力。

从潜能导向的招募开始,到能力被看见与校准,再到反思既有思维惯性;从高压实战中作出选择并承担后果,到在导师与制度回馈中修正方向;最终透过再评估,让成长成为持续状态。

6R的本质,不是培养“完成训练的人”,而是建立一个不断生成治理能力的制度节奏。6R也非流程图,而是一套能力生成逻辑。它的核心假设是:政治能力无法一次性完成,只能在反复行动、反思与修正中生成。

招募阶段看的是潜质,而非完成度;评估让能力被看见,而非被假设;反思用来拆解思维惯性,而非灌输答案;实战迫使人承担后果;强化防止错误经验被固化;再评估确保能力不会停滞。当这两者同时存在,政治人才培养才真正从口号,进入制度层面。

政治人才工程若要避免流于短期实验,必须嵌入既有制度结构。公务员学院应由行政训练中心,升级为治理能力的战略枢纽;咨询与法定委员会,应被视为低风险、高密度的能力实战场;学术界、智库、政府与地区层面之间,则需形成有序流动的人才生态。

当政治人才可以在不同制度节点中反复历练、转换角色并累积能力,治理能力才会成为一种可传承的公共资产,而非偶然出现的个人特质。

政治能力的最大误解,在于它经常被视为一种“可以透过课程灌输”的知识型能力。然而,真正的政治判断力,从来不是来自资讯的累积,而是来自在不完整资讯、时间压力与多重利益冲突下所作出的选择。这正是为何大量政治培训“听起来正确,却无法改变行为”的根本原因。

政治能力并非线性成长,而是典型的循环生成能力。一个人在压力情境中作出选择,经历结果,进行反思,再次行动,其能力才会真正内化。正因如此,政治人才培养若不被设计为一个长期运作的循环系统,最终只会流于形式。

“由治及兴”若只是一段政治描述,终将随时间褪色;唯有当其背后的治理能力被制度化、被复制、被传承,它才会成为稳定状态。香港下一阶段真正的考验,不在于制度是否足够严密,而在于是否有远见,把政治人才培养视为最重要、也最长期的治理基建之一。

作者邱家进是思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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