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瀚|《财政预算案2026》会否改写香港的经济剧本?

撰文: 叶文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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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瀚博士专栏

每逢财政司司长公布《财政预算案》,香港社会的反应总是“惯性思维”:今年还会否派糖?会否退税?差饷可否宽减?在熟悉的焦虑节奏下,公众往往把《财政预算案》理解为一张“资源分配清单”。然而,今年的《预算案》若只从“有多少甜头”去阅读,恐怕会错过真正值得关注的战略转向。

《2026-27财政预算案》,与其说是财政文件,不如说是一份经济定位蓝图。

经历数年疫情冲击与结构调整后,政府预计2025/26年度的经营帐目,由30亿元赤字转为录得513亿元盈余,计及发债后综合帐目大致平衡。股票市场回暖带动印花税回升,住宅成交增加,赤字阴霾比预期更快消散。表面看来,这是“松一口气”的时刻。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帐目是否重返盈余,而在于政府将会如何运用这得来不易的财政空间。

过去数十年,香港的经济模式相当简洁:土地提供财政基石,金融维系国际角色,政府奉行低税制与审慎理财,甚少主动介入产业方向。工业政策,向来被视为“市场自己的事情”。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却清晰显示这个年代正在过去。

“北部都会区”不再只是规划蓝图,而是被放置在经济战略的核心位置。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与新界北新市镇发展,被界定为“产业生态圈”而非单纯房地产项目。政府计划向河套注资100亿元,另拨100亿元推动新田科技城,并探索由土地业权人、科技企业与政府三方合作,把闲置土地转化为先进制造与科研空间。这不只是改划用途,而是透过政策协调重塑产业结构。

所谓“新型工业化”,亦从口号走向具体。超过120条智能生产线获得资助,带动逾10亿元私人投资;半导体第三代芯片的中试产线即将投产;新的工业加速与菁英企业培育计划陆续推出。若回到1990年代,这些举措或许显得格格不入,如今却成为政策主旋律。

更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这场“产业转型”,所构建的金融架构。《财政预算案》提出优化上市制度,研究T+1结算,推动无纸化证券市场,完善“不同投票权架构”的监管;同时即将发出稳定币牌照,为数字资产交易及托管建立制度基础。金管局推进24小时结算系统与代币化存款试验,并计划推出支援数字债券发行与结算的平台。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安排倍增至2,000亿元,当局亦研究引入国债期货及扩展跨境投资渠道。

这些并非零碎修补,而是一次金融基础设施的系统级升级。

官方把主题概括为“科技驱动,金融赋能”。这句话听来官腔,实质却意味深长:金融不再只是自身繁荣的目的,而是服务产业转型的工具。 这是一次关键的角色转换。

在财政理念上,也出现微妙变化。政府不再拘泥于每年现金收支必须绝对平衡,而更强调“资产负债表思维”。发债被界定为投资未来生产力的手段,只要所创造的资产足以支撑负债,赤字便不再是道德问题,而是策略选择。中期预测中,财政储备将回升至约7,000亿元,同时基建与产业投资维持高位,显示当局愿意在审慎与进取之间取得平衡。

宏观假设亦相对克制。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为2.5%至3.5%,通胀约1.8%。这不是一个繁荣神话,而是一个稳定故事。

然而,稳定并不等于必然成功。产业政策向来是执行力的考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与私人土地业权人、创投基金及制造企业的互动,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更是制度信任与专业能力。如何在扩大政策角色的同时,保持市场效率与法治优势,是香港面临的考验。

但无论如何,香港正尝试从“地产加金融”的双轴模式,转向“金融、科技与生产”的三元结构。成败不在于注资数额,而在于制度执行力与政策连贯性。

衡量一份《预算案》,固然可以看它派了多少资源,但更重要的是它试图建构甚么未来。多年来,批评者指香港缺乏清晰的经济剧本,只剩资产升值的循环。今年的《预算案》,至少提出了一个新的故事框架。它有雄心,也有风险。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再是一份单纯为了“止痛”而设的财政安排,而是一场关于未来的发展选择。

作者叶文瀚博士是亚洲行销科技协会主席,圣方济各大学创业培育中心副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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